战后，在索尼这一社会有机体的中心，维系着一种关系—一种商业史上最富有成效，也最能引发人们好奇心的关系。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的办公室紧靠着，在40多年的时光中，两人共同经营着公司，一起呵护索尼的成长。数十年来，私人女秘书们曾悉心照料他们，而今，她们依然坚守岗位，精心照看着两人过去的办公室，使其中的每一本书和每一件电子小器件都显得井井有条。她们喜欢回忆昔日的情景：井深从他的一位工程师手中一把抓过原型样机，兴高采烈地拿到楼上，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地毯上，开始饶有兴致地摆弄起来。有时，如果恰逢他们中的一位刚从美国返回，两人的兴趣便集中在从美国施瓦茨玩具店（F. A. O. Schwarz）买来的满满一购物袋真正的玩具上面。在回忆起父亲去国外旅行途中为自己买的机械玩具时，井深的儿子真琴显得稍稍有些失望：这些礼物几乎每次都在总裁办公室里被父亲拆开，经过重新组装，或者部分组装之后，才会交到自己的手中。盛田的次子昌夫，现在还记得曾经有一次去这两位创始人办公室的经历，当时他简直就像走进了一个玩具箱。无论何种玩具或机械类的小玩意儿，例如电动土豆削皮器，他的父亲总是买两个，一个给自己，另一个送给井深。井深曾是日本微型火车协会主席，一生都对电动火车钟爱有加，曾有一段时间，他还在办公室的内墙铺设了一圈狭轨铁道。而盛田喜欢收集机械管风琴、音乐盒和自动钢琴，他最心爱的玩具是一个遥控的氦气球。

　　当两人都来上班的时候，井深和盛田便在公司餐厅里共进午餐，有时也会邀请其他人。他们对彼此的办公室就像对自己的办公室一样熟悉。井深酷爱捣鼓小器具，有时，他坐在办公桌旁边，一边修理手表或收音机，一边向他的秘书喊道：“去盛田的办公室，看看在他办公桌的第三个抽屉里有没有一套小号的螺丝刀。”

　　这些年，每当井深和盛田出现严重分歧时，他们都是私下解决。而在涉及公司政策时，他们的意见总是保持一致；从没有人，即使是公司外部的人，听到他们指责过对方。凡亲眼目睹过二人共处情形的人，无不对那种绝无仅有的关系发出感叹，这种关系似乎将二人神秘地紧紧维系在一起。用井深真琴的话来说：“他们比情人还要亲密，甚至盛田太太都有这种感觉。与其说将二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的是友谊，还不如说是爱。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深厚，以至于他们在一起时，他们的妻子都不能打扰他们。现在，即使二人均已重病缠身，但是，每当盛田先生来看望我父亲或者我父亲去看望盛田先生时，他们总会默默地坐在一起，握着彼此的手；泪水轻轻地滑过他们的脸颊，这是他们无声的交流。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友谊。”

　　对于二人之间的关系，盛田的两个儿子与井深真琴有着同样的感觉。长子盛田秀夫依然记得在东京的家里吃饭时的情景：“他们坐在那里说话，我们仔细听，却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似乎在讲述各自的事情，而彼此的事情又大相径庭。在我们看来，这些话简直莫名其妙，但是他们却能理解对方，而且，不论有什么理由，绝对禁止别人打断他们的谈话！”正如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或家庭以外的人所感受到的一样，在盛田的弟弟昭和看来，他们俩的亲密关系简直令人费解：“这确实很奇怪。男人们在一起，通常会很融洽地相处三五年，然后就会发生某种形式的争吵。但是，他们却成功相处了那么长时间，非常完美地调和了彼此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他们能这么幸运地遇到对方，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我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融合！”

　　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和谐的时候，这通常缘于井深的冲动和天真与盛田的商业实用主义之间产生的矛盾。有关他们之间冲突的逸事大多微不足道，之所以被人记得，唯一的原因是此类事情实属罕见：正在休假的井深霸占火奴鲁鲁的公司用车，故而盛田斥责了他；井深决定资助一位熟人并从索尼的一个银行账户中借一笔款给他，这令盛田火冒三丈。在公司管理的过程中，此类冲突时有发生。20世纪60年代早期，井深拒绝放弃灾难性的栅控彩色显像管技术，几乎使公司濒临破产。

　　但是，即使到了那样的关头，盛田在拼命努力减少损失的同时，也从未曾想过要限制井深：在盛田昭夫看来，干涉一项由其资深合伙人设想的规划，从而遏制他的梦想或憧憬，或者以任何方式使他的愿望落空（无论这些愿望多么幼稚或缺乏理性），都是他无法接受的。相反，利用自己那具有神奇说服力的言语帮助井深从幻想中回到现实，这才符合二人关系的本质。

　　盛田同时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井深免受那些想利用其朴实个性的人的伤害，因为他把井深描绘成一个“纯洁且心灵单纯”的人。井深直到70多岁，每当因公外出时，还是习惯于独自离开办公室。有一天，当他走进东京火车站公厕时，一个陌生人认出了他，并走近他，想和他打声招呼。当盛田听说此事以后，他十分警觉地要求，无论井深走到哪里，都需要有一位男性助手陪伴。

　　在追求个人成功和荣誉方面，盛田显得雄心勃勃，但是，在他与井深的相处中，却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无私。在盛田秀夫看来，父亲之所以无私地对待这位比他年长的男人，是因为父亲渴望拥有一位兄长。他用英语对我说：“我父亲生于旧式的大家庭，身为长子，从小被尊为‘王子’。所有处在长子位置的人都渴望拥有一位兄长。我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我有类似的经历。自童年伊始，他就必须扮演家长的角色，好像他无所不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生活充满了矛盾，需要某种精神的依托。这当然不是为了寻求决策或建议，因为他拥有智囊团。井深并不是一位商人，而是一位了不起的率直的梦想家。我父亲之所以爱他，是爱他那种毫无羁绊的梦想。井深的观点与我父亲的见识迥然不同，所以，他跟我父亲极其默契，而且我父亲需要他。”

　　盛田和井深于1944年夏末相遇，当时他们都被编入一个特殊工作组，任务是研制一种代号为“标记”的红外线制导导弹，以便及时扭转战局。作为这个团队中最为年轻的成员，24岁的盛田是海军上尉，拥有大阪帝国大学的物理学学位。对于一个日本男人而言，尽管他极其消瘦且只有中等身材，但是，他的特征十分突出：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挑的鹰钩鼻子、厚厚的嘴唇和方形阔嘴。虽然在他刚满40岁时，头发就变成了银白色，但在那时却是乌黑发亮，而且，当时他留的是中分发型。他的双手十分纤细，全身都透出一种贵族的典雅气质，足以掩饰他瘦弱的身材和中等的身高。井深比盛田年长13岁，个子高，身体强壮，手大如铲，其笨拙的举动恰与盛田的优雅形成鲜明对比。他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说起话来带着东京农民工的浓重口音。他是一位电气工程师，作为军方的地方合约商加入了这个团队。那时他经营着一家测量仪器公司，这家公司自1940年起一直为海军供应武器和战术系统。

　　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共同度过了高度紧张的时期，与其他工程师和军官一起，集中智慧进行技术攻坚。后来，他们开始讨论日本的战后前景。盛田利用其海军联络官的身份拜访了井深的公司，公司位于东京月岛区，濒临海湾。根据与海军签订的合同，井深的公司生产雷达设备。他带盛田参观了一个房间，里面坐满了他从上野音乐学院雇来的女学生；他聘请这些人的目的是根据调音叉的音调来调整发射机的振幅。数年之后，当盛田回忆起这个场景时，他认为，正是这种独创性才使他第一次对这位年长的男人刮目相看。

　　1944年9月，东京大轰炸开始，井深把他的公司撤离到东京西北100英里的长野县小镇须坂。之后，他便很少长途跋涉到南部的逗子市出席研究委员会的会议了，但是，盛田却几次乘车去探望他，这些探望显然是利用其海军技术官员的身份之便以监督生产的名义去的。探望期间，在长野县静谧的乡村里，两个人似乎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在谈论战争的进展时，尽管官方宣传颇为正面，但是他们均十分肯定地认为，败局已近在咫尺；他们发现，双方的观点都基于美国的短波广播—他们均无视官方的规定，在偷偷地收听这一节目。对技术在和平重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井深与盛田有可能抱有同样的看法；但对于他们是否曾经探讨过战后合作经营，我们便不得而知了。1945年7月27日，他们一起收听了有关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报道，这是他们在战败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个时候，井深已经决心回到东京重新开始创业，但他似乎并没有将这个决定告诉盛田；可能并非出于其他特殊的原因，只是他习惯于沉默，不轻易告诉人们自己的真实想法。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向他的臣民宣告：他们现在必须“忍受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并放下手中的武器。此前，这位天皇从未公开发表过演讲。整个日本群岛的每一个市民几乎都在侧耳倾听。那些没有收音机的人们—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们—则聚集到市政大厅附近，或走到富有商人的花园中，静静地聆听无线电广播中传来的天皇那尖细的声音和不可置信的话语。许多人当场抽泣了起来。

　　和日本岛上的其他同胞一样，井深在须坂办公室里的收音机前认真收听了这次广播。如果说他在收听时感受到了痛苦、耻辱、愤怒或遗憾，此后他也从未表露出这些情绪。相反，和他一起工作的工程师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战争结束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深有同感。数年之后，井深总是带着几分厌恶回忆起：在那些战争的岁月里，若要进行任何开发项目，必须进行申请，还要同那些对工程一无所知的通信部和战争部的官僚们喋喋不休地争吵。更为重要的是，将他和他的同事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正是他们对技术和发明的狂热激情。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人是日本的敌人，但是美国人从来都不是战时宣传中所描绘的“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在战争年代里，日本工程师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基于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令他们景仰万分，而正因为这种技术具有优势，他们又感到极其懊恼。在这一时期，他们手中的圣经便是弗雷德里克·埃蒙斯·特曼所著的《无线电工程学》—一本美国教科书，他们拿来研读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一遍遍地啃读这本英文教材，直到整本书的书页摺了角，书中画满了各色的标线。

　　据那天下午曾经与井深在一起的口彰说，“任何有血性的工程师都会因战争的结束而欣喜若狂。我们都觉得，现在终于能够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了，不仅仅是为军队研究武器，还能设计和制造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且，我们都认为，开发实实在在的产品可以使我们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技术。”当口于1954年第一次去美国时，他特意去参观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因为他知道，这是通用无线电公司的发祥地；通用无线电公司作为转换器的生产厂家，在战时及战后的日本家喻户晓。当他终于找到位于查尔斯河岸边的工厂时，这个工厂看起来已经被废弃。口站在街道对面，长时间凝视着那幢旧砖砌成的建筑，直到他因亲眼目睹通用无线电公司而感到满意之后，才返回了纽约。

　　技术是井深大一生的钟爱。他的父亲是北海道的一名基督徒，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电机工程系，之后在东京北部日光市的一家冶铜厂工作。1908年，井深就出生在那里。当他只有两岁时，他的父亲便去世了，之后，他在母亲与祖父家轮流居住。起初，母亲在东京，改嫁后迁到神户。他的祖父武川基生于会津的封地，是一个日本武士，后来从行政部人员升为地方议会副议长。

　　据井深自己叙述，他十分敬仰自己的母亲。在他们为形势所迫而分开居住的那些岁月里，他感到无比孤独，极其想念母亲。1937年，即他婚后的那一年，母亲去世，享年53岁。他的继父曾在东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母亲病重的消息。井深乘首班火车赶往神户，那时候，旅程需要一个晚上；然而，等他赶到已为时太晚。在后来的10年里，他从未踏入神户一步。在一篇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大学毕业后的数年中，我一直不停地努力工作，以便忘掉她……如果她现在还在世，我会给她任何她想要的东西，让她高兴；任何财宝，只要她提及，我都愿意满足她。”

　　井深在东京读二年级时，得到一套建筑拼装玩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套玩具教会了他体验“将东西拼装在一起的乐趣”。上高中以后，他成了一名狂热的业余无线电玩家，这成为他一生乐此不疲的业余爱好。作为早稻田大学主修机械工程的学生，他组装了自己的电唱机，还为东京明治神宫附近的运动场设计了一套广播系统。1930年，为了完成毕业设计，他创造了一个他称为“光束电话”的东西，利用高频声波来控制光束的亮度。井深成功地利用这个装置将可视信号“传播”至1英里半远的地方。这个实验的成功为他赢得了“井深—学生发明家”的称号。此后，他将这一技术进行调整，发明了一件他称为“跳跃的霓虹”的产品，并用自己的名字申请了专利。1933年，这件产品被送到巴黎世界博览会，赢得了发明金奖。东京一家报纸的新闻标题这样写道，“沐浴在国际认同的荣光中：一位天才发明家”。

　　同年，井深参加了芝浦机电公司（如今称作东芝）的聘用考试，但没有通过。或许，他过于关注内在的东西，无暇顾及别人提出的问题。他对事物的浓厚兴趣总能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如此专注，甚至有时看起来好像得了自闭症一样。所幸的是，一位名为植村太地的企业家听说过井深的发明，于是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光化学实验室（PCL）。在意识到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之后，植村便给这位新员工以自由，让他随自己的研究兴趣尽情发挥。于是，井深便潜心于光学声迹技术及其在电影上的应用研究。但是，随着光化学实验室与东宝电影制片厂建立商业联系，并开始制作早期的有声电影之后，他逐渐变得兴趣全无。1936年，他去见了他的恩人，向他说明自己对电影制作的厌恶之情并递交了辞职信。植村说服井深到他刚刚成立的一个新公司工作，这个公司将生产16毫米有声电影放映机（日本军队正在亚洲“扩张”，需要拍摄更多的宣传电影）。植村又一次将公司交给了井深，甚至为他创建了“无线部”。1936年到1940年间，井深一直致力于光学声迹的研究。随着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范围日益扩大，他开始对电子工程与机械工程综合运用于武器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又一次会见了植村。这次会见富有成效，为了给井深提供机会，以开发他新的兴趣点，植村从狮王牙膏公司筹资，创建了日本测量仪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