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市化、城镇化，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大范围的扩展城区范畴，规划修建更多的小区（民宅）、商业建筑、道路、城市公共设施？许多官员、地产商当然不愿意以上述表述的方式，来定义他们理解与操作的城市化、城镇化，但确实是这样做的。在我国，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各省省会、其他直辖市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级市、县城乃至乡镇都在继续着开启了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开发区、工业区、科技新区、居住新区成片成片的涌现出来，以至于纸质版的城市地图不得不两三年就彻底更新一次。

    这样的进程，潜在的运行逻辑是，城市化、城镇化进程越快，推进容纳的城区面积越大，城市的发展就会更美好。基于此逻辑，官员、地产商以及部分学者会发出呼唤，让城乡居民、旧有社区、文物遗址为城市扩张让步；城市内外到处是工地，也到处贴着“为了明天更美好”等劝说市民忍受一时不便的标语。

    城市化、城镇化的鼓吹者和力行推行者，其实是承认以下事实的：城市扩张所引起的多数改变是永久的，对土地、能源和水资源的使用是不可逆的，并将引发社会和环境问题……但如前述，他们认为付出这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宣扬会带来更美好的明天、更繁荣的经济、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齐全的公共配套，等等。

    美国城市研究专家、环保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倡导者艾本·佛多所著的《更好，不是更大：城市发展控制和社区环境改善》一书，以美国近几十年来城市扩张、城市更新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后果为例证，粉碎了城市扩张利大于弊的“神话”。

    艾本·佛多分析指出，城市扩张的源头并不是既得利益者所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需要，而是被“城市增长机器”制造出来的。所谓“城市增长机器”，引擎是由土地投机和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利益驱动形成的，而其中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土地所有者、地产商、抵押贷款银行、地产经纪人、建筑公司和承包商、混凝土等建材供应商、五花八门的房地产行业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在“城市增长机器”当中，地方政府可以“合法”的通过多种手段提高土地开发的收益率，特别是对于美国一些财力匮乏的地方政府，地产开发要比其他所有行业更能提高其财税收入。艾本·佛多在书中引用了加勒特·哈丁《公地悲剧》一书的重要观点，并分析指出，虽然“城市增长机器”在城市居民、商界所占比重并不大，却可以通过驱动激烈的城市扩张，让公共社会利益流向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书中第2章列出了一项“典型的土地开发流程”，还原了“城市增长机器”是如何通过操纵舆论等手段，将一块原本纳入保护的湿地纳入扩张建筑范畴的全过程。

    书中第3章系统驳斥了有关城市扩张（收益）的诸项“神话”：

    第一，城市扩张表面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税收，但花在新建区域上的配套、维护成本，将摊薄市民享受的公共福利；

    第二，城市扩张非但不能让原先城区、社区的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将因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让原先的企业等用人单位部分陷入困境，减少就业岗位，而另一些新增加的企业、就业岗位，会吸引带来更多的新居民，加剧城市就业竞争；

    第三，城市扩张非但没能如地产商所言的，增大了住房供给从而发挥降低房价或抑制房价上涨的作用，相反还推高了城市房价，这项结论获得了美国许多州的市和县所公布的房价变化数据的证实（扩张越迅猛的城市，房价飙升越厉害）；

    第四，根本不存在“城市扩张不可避免”的所谓规律，相反，城市、社区、社会、环境存在承载力限制，根本经不起无序扩张；

    第五，地产商、部分学者攻击反对城市“摊大饼”扩张的民众（或其他学者）是“避邻症候群患者”，这纯属抹黑，事实上，站出来反对城市无限扩张的人们，是社区价值和城市精神的真正捍卫者；

    第六，“城市要么增长扩张、要么死亡”的说法站不住脚，城市扩张可以带来持续增长的GDP，但一旦抵扣社会和生态成本，美国许多城市近几十年来的繁荣水平、生活质量反而在下降；

    第七，闲置而不开发的土地，并不是“城市增长机器”既得利益者所称的浪费，闲置土地无需政府投入经费予以维护，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土地储备，避免城市发展空间在较短时间内触碰到极限。

    这里需要单独再提一下就业。城市扩张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说法，一直被“城市增长机器”既得利益者列为分化反对舆论的最重要理由。如前述，这种说法有意回避了城市扩张破坏原有经济环境进而影响就业岗位配备、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性等事实；并且，所谓城市扩张带来更多就业岗位通常由地方政府补贴企业来实现，这方面成本的承担者是纳税人。也就是说，城市扩张带来的新增加的工作岗位，每一个都可以换算出成本。《更好，不是更大：城市发展控制和社区环境改善》书中介绍了美国科罗拉多州佛特科林斯等城市的这方面案例，举出的确凿数据显示，所谓城市扩张增加的就业岗位，资助额大大高于人们的想象，也超出了公共资金花在促进本地居民创业、就业的单位成本，如果再算上由此带来的社会、环境成本，可以说，城市扩张促进就业的定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书中列出了城市扩张带来的公共设施、基础建设基本投资项目，以及环境成本和其他影响，这些都是可量化项目。艾本·佛多还指出，“城市增长有一种成本，可能是我们无法用价钱来衡量的，这就是对后代的不利影响。流逝的开放空间、牧场、景观和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将是永久的，所有的后代都将被剥夺利用这些资源的权益”。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既能满足当前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他们将来需要的能力。《更好，不是更大：城市发展控制和社区环境改善》一书说的是发生在美国的城市扩张，破坏了美国人珍视的自然生态多样性和社会生态多样性，很显然，相关的负面影响在城市扩张更为剧烈的中国将更严重、更长期的反映出来，而“城市增长机器”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为之埋单的。这也使这本书中提出的控制城市扩张、保护并改善社区环境的一系列对策，同样对中国、中国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艾本·佛多建议，应推广俄勒冈州居民控制城市增长边界蔓延的经验，包括：向“城市增长机器”既得利益者征收“开发影响费”，要求地产商为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埋单；立法限制城市增长率、城市规模；要求城市当局将资金首先用于公共设施而非扩张项目；明晰城区增长边界与绿带；建立严格的城市扩张公众审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