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时钟调回到一百年前，或者稍稍更早的时间点上，你会惊愕的发现，那时的人们对于科技创新的想象力（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会实现什么）其实贫乏得很，并严重高估当时已有的技术发明的应用前景。比如，收音机、电视机的接连出现，就曾让当时的人们感叹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预期而后的一代代人都将生活在广播电视时代；另有专家言之凿凿，认为广播和电视有助于消除国家和族群之间的沟通障碍，让这个世界上将不再发生战争。类似的典型误判还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都曾被寄予了过多且不切实际的社会功能，譬如彻底消除贫困，不再有新的文盲产生。

    3D打印是一种通过材料逐层添加制造三维物体的变革性、数字化增材制造技术。克里斯·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一书中就对这种技术大书特书，认为这将是美国重塑制造业、逆转中国制造压倒性优势的最后机会。而在中国，3D打印也成为继云计算之后，又一个在产业界、投资界和政府科技部门走俏的新潮概念。

    我仍然认为，克里斯·安德森们对3D打印技术的描述和评价，跟先人们对收音机、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的想象和预测一样，技术判断相对保守，夸大了应用前景，并忽略了革命性的新技术带给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冲击。这样的保守、夸大、忽略等偏差，对于美国而言并不会带来什么实际问题，3D打印等新技术的研发者和企业不会因此受制或者头脑发热，资本大鳄也都是精明的“老江湖”。但在中国，一旦某个主管部门又拿出了短平快做大光伏产业的冲动，后果可想而知。

    全球顶级的3D打印和机器人专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教授胡迪·利普森和研发专家梅尔芭·库曼合著的《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一书，翔实、客观、全面的介绍了3D技术。这本书更为清晰的指出，3D技术应用于制造业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创造出了敏捷制造模式，从而兼具大规模生产和手工生产的优势。但书作者也强调，至少在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3D技术联网实现的云制造，仍难以替代既有的工业生产、大规模量产模式，要想生存，就“必须追求价值链的高端，制造和销售高利润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和革命化的体验”。

    最让人期待的3D打印技术应用，是生物打印。这项新技术已经可以为人们带来“打印”的义齿，在可预期的未来，也将涌现出“打印”的骨头关节、心脏瓣膜；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出现3D打印出的整段性的骨骼、皮肤、肌肉组织、内脏器官、大脑，尚未可知。如果上述一系列的目标都得以实现，人们可以在理论上按需替换衰竭、病变、受到严重创伤的器官，从而获得所谓的“永生”，甚至随意打印出多个“自己”，必然带来极大的伦理挑战。

    3D打印技术最有可能在短期内以最少争议获得的较普遍应用，很可能是教育领域。借助3D打印技术，边做边学、触觉教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将不再成为一句空话。更重要的是，课堂将能够更逼真的模拟工厂等生产、实践环境，“帮助学生更早、更安全地失败”。打比方说，未来的医学生将不必遭遇如今的尴尬（非得在毕业实习时才到医院门诊、住院部接触真实的治疗），而可以通过3D打印提供的原型化工具，开展解剖等多方面操作训练。同样，建筑专业学生将得益于更早、更充分的实操训练，通过“更早、更安全地失败”，提高建筑设计质量。

    胡迪·利普森和梅尔芭·库曼直言，3D打印总体上将减少制造业对环境的危害特别是原料浪费，但也很可能造成一种新的浪费，即在3D打印机获得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初期，人们将多次开展不环保的调试打印，从而产生出一个或几个满意的打印样品以及数倍数十倍之多的失败样品。

    更大的问题是，3D打印技术的应用，对现有的经济、社会秩序乃至法律制度形成了挑战，并将随着技术进一步细化创新，发挥出越来越大的破坏力。在美国，借助3D打印绕开枪支管制法规，自行造枪已有个例。“打印”药物的技术难度也很低，极可能加剧如今已经很严重的药物滥用问题。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体系岌岌可危。3D打印 “众包”制造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受害者将无从通过现有的法律制度维权。政府部门应当对这些渐趋明朗的问题保持高度关注，密切追踪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的多方面问题的变化，而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打造”3D打印产业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