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是20世纪经济学思想史中两位著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对过去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更有说服力的经济思想主导之前，仍将对现在乃至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争，被称为“历史上最经典最著名的经济学决斗”。曾在《伦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任资深编辑的美国著名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中，系统梳理了这一场论争，我们在重温那场经典学术盛宴的同时，也审思“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保持在何种程度”这一严肃的经济问题。
今天，人们对凯恩斯和哈耶克几乎针锋相对的经济主张，已经不陌生了。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对投资预期没有信心而减少投资所造成的，主张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地干预和控制；哈耶克则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的投资过度造成的，认为政府干预只会损害市场发展运行的机制，因而坚决捍卫自由市场秩序的理念。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赤字和公债，扩大政府支出，增加国家投资和消费，变相主张“货币国有化”；哈耶克则认为应把货币的发行权交给私营银行，私营银行基于自身利益而提供健全的、稳定的货币，主张“货币非国有化”。
凯恩斯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提高企业利润，刺激投资，扩大就业，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哈耶克则认为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资产价格暴涨，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恶性循环，商业循环会自动恢复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政府要加强对公共事业的投资，改善社会福利，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福利开支救济；哈耶克则认为公共产品并不是对任何特定的需求的直接满足，而是对某些条件的保障，从而使个人和较小的群体在这些条件下得以享有较有利的机会以满足彼此的需求。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争，在观点上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终其余生，两人始终都无法认同对方的观点，后又通过他们热心的弟子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代为辩论。在人格特质上，两人也是迥异，凯恩斯口才和魅力过人，总能对世界描绘一种乐观的愿景，为大西洋(600558,股吧)两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与此相反，哈耶克则一丝不苟，他顽强地逆流而上，也在市场倡导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持。时至今日，经济学界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仍然“大战”不已。
这样的经济学之战，直接让政府决策者在两位学者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起起落落，影响着数以亿计人的生命和生计。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得以普遍实行，似乎是凯恩斯赢了哈耶克。可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让世界经济陷入“滞胀”困境，使得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又成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主流价值观念，哈耶克打了一个翻身仗。20世纪末，拉美、俄罗斯、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败，加上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似乎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在政策实践上，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斗，可能还将继续，定论谁赢谁输还为时尚早。有意思的是，作为学术“风向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在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和政府决策摇摆的选择中“见风使舵”。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始于1968年，早逝的凯恩斯自然无缘；哈耶克则在1974年获得此奖。在1970～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张扬的时候，弗里德曼、罗伯特·卢卡斯、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也纷纷获奖。但其后，继承了凯恩斯遗产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彼得·戴蒙德等也纷纷获奖。2012年，新自由主义思潮“逆袭”成功，埃尔文·罗斯和伊德·沙普利又拿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证，在分歧面前，也有同样的追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研究商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问题，都试图建立一种真实和货币现象相互融合的理论框架，以解释经济特别是经济周期的动态性，他们的经济理论同源于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和“自然利率”说，他们在坚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一基本理念上也是出奇地一致。他们各自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如果单从逻辑推理，都可以解释经济衰退的原因，都可以作为解决之道的思想。历史实践给出的选择，实际上解释了他们分歧的根本原因，他们都是经济理论家，都有各自的模型，分歧的关键点属于经验问题。
不得不说的是，虽然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意气风发，又有相互揶揄的成分，但他们彼此在分歧中的相互肯定，超越学术的私人友谊更值得称道。虽然哈耶克对信贷的看法与凯恩斯不同，但他评价凯恩斯的《货币论》“对不同形式的货币进行了出色的描述和分类”；凯恩斯则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这部伟大著作“感动不已”。凯恩斯不仅为初到伦敦的哈耶克提供住处，即使在辩论的信件中也畅说着友谊；而哈耶克曾说：“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我们却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作为一个人，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