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所预言的民主化改革却并未如期到来。甚至，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在全国少数基层地方试验过的干部直选，后来也慢慢恢复了制度常态。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系教授蔡欣怡1992年初次访问中国，而后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并开展了翔实的实地调研，结合中国官方公开的相关报告数据，试图求解包括中国为什么可以在民主化改革停滞的同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在内的诸多疑问。《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这本书，就是她对曾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私营企业主事实上长期未发挥驱动民主化改革这一问题得出的解答。
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分析所依托的数据，无论是蔡欣怡教授团队自行在中国各地向私营企业主群体调研采集的，还是取自中国全国工商联等官方组织公开的报告数据，都在近十年前采集，所反映的情况也跟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形势存在差异。即便如此，《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一书，仍然对缺乏民主化改革的经济增长这一命题提供了清晰明确的解释。
蔡欣怡教授通过这本书得出的核心观点，可以切分为相互联系的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发展起来，社会和法律地位的提升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这就使企业主主动或被动的保持了相当低调的政治态度，这样的低调使得绝大多数企业主避开了被卷入政治风波、执法清查。但企业主阶层并不是消极被动的适应环境，而是通过发明各种各样被蔡欣怡教授称之为“适应性非正式制度”的做法，逃避、利用和挪用了正式机制，缓慢地改变了政治景观。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重大政治创新，重新界定了国家经济制度以及私营经济、私企企业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并通过吸纳企业主入党、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安排，将“最先进生产力”纳入体制之中。再加上中国宪法及相关法律体系越来越明确的界定对私人合法财产、私营企业资产的保护，“商业精英们就不太可能迫切要求实现民主转变”。巴西、韩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经验也说明，这一过程的推动力从来就不来源于企业家阶层。
书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后，私营经济“非正规及正规的复活”的进程，指出中国党的政策从以前的禁止资本家转变到吸纳甚至欢迎资本家，相关的政策决定并不是领导人的个性行为所驱动，而是来源于中国各地各级官员的共同要求。这既是私营经济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经济地位的必然体现，更可视为是“适应性非正式制度”积累而实现的重大变化。“在一个更深的因果关系层面，国家行动者和非国家行动者双方在其日常相互关系中繁育的所有非正式的应对策略，都具有其自身的制度现实的特征，因此要求…官方制度…吸纳这些迄今非正式的实践”。
蔡欣怡教授也意识到，私营企业主在政治上谨言慎行，除了相关的历史教训（经验）之外，还在于缺乏一个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的共同参照系。她通过书中三个章节（第四章至第六章）的篇幅就此做了阐释。第四章“私营企业主的认同感、利益和价值观”依托于2002年的普查，相关数据显示接受普查的中国私营企业主多倾向于信任官方新闻媒体，对政府行为有相当高的期望，与之同时对技术官僚治国的制度安排表示了宽容和理解。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与当下存在一定差别，也颇能反映当时的相关改革、制度安排的调整所取得的效果。
书中第五章分析了私营企业主应对策略的多样性，分为四个类型：多必须、抱怨接受型、忠诚接受型和维权型。蔡欣怡教授分析认为，第一，躲避型企业家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维权型；第二，抱怨接受型企业家发展了向政府部门吐诉不满的能力并变得维权，他们的诉求仍有可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或现存的国家渠道来解决，从而更可能转变为忠诚接受型；第三，实施忠诚接受型或维权型行动模式的企业家已经更好地发展了相互间的关系及其与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从而有助于解决许多难题。
上段所述的分析推断，可能符合2002年左右的现实情况，但与几年后特别是当下情况并不匹配。蔡欣怡教授所说的“躲避型企业家”，即证照不齐全、在正常监管管制范畴之外营商活动的小商贩或兼职经商者，近年来参与维权的频率并不低。这是因为，各地掀起了激越城市化、城镇化，造就了大批的失地农民、无力购房人群，许多人不得不变身为所谓的“躲避型企业家”，与基层城管、工商等多个监管部门的对立矛盾也愈加尖锐，而其维权诉求也日趋多元化。
蔡欣怡教授对私营企业主应对策略所下的判断第二、三点，也与现实相悖。她在普查中国私营经济、企业发展情况的时候，并未估计到（事实上也不可能估计到）几年后中国将迎来一轮接着一轮的“国进民退”，私营企业在许多行业内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客观上已经很难容许所谓忠诚接受型企业主群体的扩大。
《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书中第六章谈到了私营经济形势下的地方差异，即不同地区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给予私营经济、企业差异化的发展空间。在这一章中，蔡欣怡教授作出了一个而今看来颇具前瞻性的判断，也就是当中国华南以外的其他广大地区开始踊跃吸纳外资之时，就将意味着对私营经济排斥环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