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润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工业革命之前，政治和军事的征服，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随着蒸汽机的到来，军事征服的机会缩小到几近于零，但是在商业中赚大钱的机会有了很大扩展。”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S·戈登的著名论断。事实也的确如此。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战争的频率与规模不输以往，但军事征服从未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相反，商业帝国的边界却在不断扩张……

    不过，战争却给商业创造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

    战争即商机，战场即市场。大批铸就全球商业格局的公司恰在炮火中脱颖而出。在一战爆发后的5个月之内，杜邦家族就接到2163万磅火药生产订单，这为杜邦公司奠定了未来成为全球化工巨头的基石，而波音公司掘到的“第一桶金”就来自美国海军部一笔57.5万美元的订单；到了二战时期，波音公司已经承担起了运输原子弹的任务，而美国原子弹制造基地的设计、施工方则是杜邦公司。

    从1939年到1945年，二战在欧洲战场消耗了100多亿瓶可口可乐，这种气味古怪的汽水自此成了这个星球上最流行的饮料产品；福特公司在战争结束前的三年中生产了8600架B-24轰炸机、5.7万台飞机发动机和25万两坦克，福特的竞争对手克莱斯勒与通用汽车公司同样俘获了巨量的军械制造订单；生产穿孔卡片机起家的IBM不仅是盟军军事计算的设备提供商，还转产M1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业绩在5年中增长了3倍；而成立仅六年的惠普公司凭借从美国政府手中取得的电子仪器订单一跃而跻身美国大公司前茅，从一家“车库公司”跃升为200名工人的大型组织。

    美国无疑是战争的最大赢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与日本，工业体系与企业组织也经受了严酷的锤炼。

    德国法本公司的收益从1932年的4800万马克增长到1943年的8.22亿马克，11年增长超过17倍，它生产了德军80%的炸药、70%的黑火药、35%的硫酸，以及全部的甲醇和润滑油；“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舰队中有79艘军舰产自三菱重工的生产线，其中包括4艘航空母舰，以及鼎鼎大名的“武藏号”在内的3艘战列舰，为奇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争的残酷，折射出大国兴衰的潜在逻辑。如作者所言：“决定各国胜负成败的是代表文明与先进的公司，国家实力的衡量标准不再是人口，土地、资源、财富甚至军队，而是公司的多寡与强弱”。

    20世纪初，大英帝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强国，经过两次世界战争后，美国取而代之，成为全球秩序的制定者。关于英国衰落与美国崛起的疑问。几十年来不绝如缕，而钱德勒认为：“发展组织能力的全面失败削弱了英国工业与英国经济”。英国企业在制造、销售与管理上的落后是“日不落帝国”江河日下的主要因素。而美国（甚至包括德国、日本在内）则受益于大批具备管理变革精神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在全球商业格局的洗牌与重组中占据优势地位。

    大企业的贡献在于发明、制造和销售了一系列普通人消费得起的新产品。在尼龙诞生之前，只有英国女皇才穿得起丝质长袜，而杜邦公司发明了“普通女工可以负担”、与丝质长袜一样质量的尼龙袜。当战争结束后，尼龙长筒袜填补了杜邦公司因军工订单缩减的市场缺口。

    有人曾质疑亨利·福特经营的目的，福特回答：“为使大多数人尽可能好地工作”，同时“很偶然地赚了钱”——大量雇佣工人、保证每辆车的高质量、改善生产方式、降低汽车价格，使得许多人可以买得起一辆汽车。“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钱会掉到你的手中来。”

    亨利·福特的经营理念并非夸夸其谈或空中楼阁，而有其生存土壤。与之相似的商业理念，在同时代的商人中亦不算少见，一个名叫彼得·库珀的美国商人就曾说过：“生意的目标是以体面的方式赚钱；我一直努力记住的是，生活的目标就是做好事。”

    中国古人说：“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成大事者不仅有大情怀，更离不开远见卓识与执行能力。

    1932年是20世纪世界经济最坏的年份，那年，股票狂跌到了逼得IBM快要破产的边缘，但托马斯·约翰·沃森不但没有裁掉一名员工，还扩大生产以迎接繁荣时的市场增量需求。令人讶异的是，沃森居然拿出100万美元在纽约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实验室，无论外边形势多么恶劣，研发投入绝不打折扣。罗斯福推行新政后，大量公共工程、社会福利的推出带动数据处理的增加，客观上创造了巨大的制表机市场，由于产能充足、技术领先，早有准备的IBM遂将竞争对手远远甩开。

    商业，归根结底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而商人则是孜孜不倦的冒险家。他们“总喜欢尝试一番，因为他们的前途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测”。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发明者、卓越的企业家。潘宁打造出中国第一台电冰箱后冲进雷雨中号啕大哭，与亨利·福特大获成功之后在雨夜驾车狂奔的场景何其相似？史蒂夫·乔布斯重掌苹果帅印，对照的则是史玉柱“巨人归来”。

    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缺乏驱动企业成长壮大的良性环境，中国企业很难做大，很难建立竞争优势。作者不无沉重地指出，“荣列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仍以垄断型大央企居多，它们是被政策扶持与特权经营宠坏的‘共和国长子’，那些值得尊敬的民营企业则难以摆脱草根命运”。

    在全球商业史的浩瀚汪洋之中，中国商人与中国企业的身影何时才能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