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乾隆盛世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而张宏杰这本40万字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就是想告诉读者一个隐藏在虚伪盛世背后的真相。　
　　乾隆时期的许多数据确实抓人眼球：据当代学者的估计，GDP占全球1/3，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朝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
　　乾隆帝长达60年的执政经历可分为两段。登基前十三年，乾隆开明豁达，注重民生，前后五次减免农民税款共计两亿两，特别是高度重视赈灾，凡此种种，确保了权力交替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登基十三年后，乾隆执政思维陡然惊天逆转，迅速回归雍正朝刚猛、苛刻的执政风格。表面看来，乾隆朝的行政机构似乎有着较高效率。但这是基于高度集权的铁腕专制下的高效率。集权专制高效率的背后，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在英国使臣巴罗看来，“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经济学思维审视，没有中间阶层的社会，不可能生发出强大的发展内动力。　
　　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国富论》初版问世，然而，闭目塞听的清廷，却将英国使臣带来的科学设备视作“奇技淫巧”之术，依然沉迷于河清海晏的梦幻中。本来，只要乾隆帝稍稍留心向外眺望一下，中国完全可以搭上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快车。就因为这个“十全老人”的无知和短视，历史机遇便悄然溜走了。
　　由于乾隆一朝对海外贸易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尤其对进口商品，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无奈原本期望建立贸易平衡的英国使臣团，面对高傲无知的乾隆皇帝，只能空手而归。在英国人平衡贸易的幻想最终化为泡影后，实际上已埋下了鸦片战争的伏笔。
　　人口增速过快，也是乾隆时期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虽然乾隆时期有着可观的GDP，但在接近三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下，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仅780斤，低于秦汉时期的985斤。《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闻知中国“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的事实后断言，“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必然面临饥荒。”　
　　盛极而衰，有一定历史的必然规律。缔造并努力延长盛世寿命，是任何一个民族矢志努力的历史目标。而延续盛世必不可缺的条件是，必须构建一个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经验，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