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公布的2011年全国出版业统计数据中，有三项新数字值得关注：全年出书37万种，增长12.5%；图书库存900亿元，增长22.1%；出版发行利润185.1亿元，下降20.5%。这些数字显示，该减的又增了，该增的反减了，而且反差幅度比较大。三个新数字不容辩解地反映出：我国出版业经营上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品种、库存：居高不下

　　先看品种。我国出版品种一直高位增长，2006年出书达到23.4万种时，要求控制图书品种的呼声就很高。到了2011年，不但未减，反而增至37万种。相比美国年出书约18万种、英国11万种、俄罗斯8万种，我国出书品种增速明显过快了。品种增加，若能卖掉那是繁荣，否则就得压库。

　　继看库存。“十一五”初期的年库存大约是500多亿元，“十一五”末膨胀至737亿元，去年猛增至900亿元。库存书，可以分为正常备货、合理损耗和不良库存三部分。往常不良库存约占四成左右，因前两年出版社转企改制，老的不良库存多已报废冲销；现今的不良库存多是新产生的滞销书，实际上其占库比例比正常的四成还要高。

　　再看利润。2011年出版发行业（不含民营）销售收入1953.5亿元，比上年上升11.4%，但利润反而下降了20.5%。

　　品种、库存、利润，这三者互相关联。滞销品种导致不良库存；而不良库存的膨胀，不仅占用资金，浪费人力，消耗资源，更直接引发利润的下降，阻碍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

　　外因、内因：困难重重

　　出现上述现象，有来自市场环境的外因，也有出自经营上的内因。综合分析来看，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选题广种薄收趋向更加明显。出版低投入、高产出的时代正在淡出，特别是谋取单品种高盈利已经十分困难。随着单本书平均利润的下降，为了维持营业总收入不缩水，并保住自己在市场上的份额，许多出版社在选题策划时，采取多品种、低印数的做法，企图用“广种薄收”积小利聚总利，以规模保效益，结果却导致品种增加。那些决策不当的品种，又成了不良库存的后备军。

　　二是书号控制品种的作用弱化。当年实行书号制的主要意图，就是控制图书品种。现如今，出版社转企改制后，鼓励与民营合资、联营，民营出版可以正常获得书号。由此，虽然生产力得以解放，但出书品种迅猛增加。再加上盗版屡禁不止，尤其在教辅市场，隐蔽的、包装的、变相的盗版读物，根本用不着申请书号，钻着空子蚕食市场有限的“蛋糕”。据估计，一年因盗版损失的出版利润至少10亿元，被挤占的营业收入就更高得多了。

　　三是网读、网购冲击销售，膨胀库存。在线阅读、数字阅读以及网上购书等新兴消费模式，既省钱又方便，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购书的首选方式。许多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特别要指出，网购对库存膨胀也有不小影响。现在有些网店，利用出版社不同供货的折扣差，采取“三折下单，五折退货”的方式，先造成要货假象，再向出版社退货，其结果是“出版社压库没商量”。

　　四是价格大战恶性竞争瓜分利润。图书销售本来就存在先发货后结算，以及发行折扣过大这种老弊病。近年随着市场不景气，又兴起了折扣战、滥退货、拖回款、售书返券、购书赠货乃至论斤卖书等五花八门的营销花招，使得图书正常经营越加伤不起。有些文化公司和工作室，以及一些进入出版领域的行业外投资者，为争夺市场份额或打造品牌，不惜以零利润甚至负利润投入竞争。例如，在苏宁易购网上商城购买《乔布斯传》后获赠的现金券，足够买条电热毯。读者相当于买了电器白赚了书，商家则以赔书推销了电器。像这类图书市场的价格大战，导致出版利润被不当瓜分。2011年，在国有出版利润比上年缩水两成的情况下，民营出版的利润依然增长了2.7%。这正显示着民营出版在某些领域占据着竞争优势，而最受伤的无疑是那些正规经营却不做教辅出版的国有出版社了。

　　此外，图书造货成本，如劳动力报酬、物流费用以及稿酬、版税等大幅上升，对利润缩水自然也会有影响。

　　宏观、微观：双管齐下

　　成功之道，有赖宏观与微观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对此，有几点建议希望引起重视。

　　第一，营造有利于出版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业的兴衰进退，由市场供求进行调节，但出版业毕竟担负着传播知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任务，即便是经营性出版社，依然具有弘扬文化和坚守公德的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深化改革，从规划、政策、管理等多方面创造条件，扶持出版业尤其是国有出版社正常经营，健康发展。譬如，出版社改制转企中享受的税收优惠期限，就有必要予以延长。每年出版基金的补贴范围及标准，也应该扩大与提高，让那些拒绝唯利是图又不失文化担当的出版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第二，健全图书市场规范经营的长效机制。业内人士都明白，图书市场长期存在几大顽症。例如，价格构成不合理，流通成本越占越大；网购低折杀价，书业竞争不对等；寄销加赊销，回款没保障，退货没商量；创意被跟风，山寨盗版难奈何……究其原因，既有体制的欠完善，更有管理不到位。吁请尽快出台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及出版管理条例；针对市场新形势，着手制定网络版权保护有关条例；规范网络售书、定价、结算、退货等交易秩序；强化图书购销的合同责任，推行订货与供货双方风险共担等必要的法规，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对于以零利润、搭售商品等不当手段扰乱图书市场的行为，工商管理部门应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处罚。此外，还必须强化出版社团的行业协调功能，更好地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与监督的作用。

　　第三，改进出版社领导的考核办法。现在有些出版社领导，之所以以赚钱与否定选题，不敢出版需要多年才见效益的学术著作，乃至不惜打“擦边球”去出格调低俗的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急于完成当年向上级承包的利润指标。社长头上悬着的那把“利润指标”剑，逼着他把品种、品位、库存的要求全置于利润之后了。为此，有必要改变考核办法。将对社长的业绩考核从每年度考核改为本任期考核，是否可行？这样经营者就不必追求年年都要赚大钱，而会把精力放在内容原创上，谋划一些任期内的长远规划，努力实现本任期的承包总指标。

　　第四，鼓励开展出版资源衍生增值业务。善于发现和掌握出版资源，才能形成出版社的竞争优势。所以，要鼓励出版社用好用足这一优势。传统出版是把内容落实到纸质书上就大功告成，这在今天却远远不够。应该想办法将内容衍生利用，实现资源再增值。这就要求出版社在与作者签约时，争取同时获得作品的衍生权。然后在出版纸质书之余，对内容进行音像、图解、演出等多种形式的复制、改编和传播。不仅如此，出版社还应该利用人才及人脉的优势，开展与专业相关的技术与服务业务。例如，科技、医药、法律、金融、艺术等专业出版社，可利用专业编辑及其所联系作者的人力资源，举办培训、咨询、代理等有偿服务。一家法律出版社，兼办一家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