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带来不幸
    除了真人秀以外,社会经济是如今人人热议的话题,这也并非毫无缘由。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经济活动上——工作、购物、销售、借、贷、生产、消费、志愿活动和退休等等。经济活动非常复杂,也十分神奇。就拿你手边的东西举例子,比如这本书:生产这本书需要知识和技术；此外,能源、材料、资本和劳动力也必不可少；从森林造纸资源的开发,到运输再到零售商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发展经济确实是一项令人肃然起敬的创造；经济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
    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就像遇到了地震一样摇摇欲坠: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企业纷纷倒闭,住房也纷纷止赎,学生们失去了奖学金,社会服务也大量削减。在危机面前,有个问题变得格外重要:我们如何才能让经济重新运转?
    矛盾的答案比比皆是:降低工资,提高工资；削减过多的福利,提供更多的基本福利；放松监管,加强监管；增加刺激经济的开支,减少债务；提高税率,降　低税率。争辩结果如何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决策确实决定了是改善经济状况还是加剧经济状况。
    然而人们对于振兴经济的讨论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经济目标是什么?美国人想要从中获得什么?更多物质产品?人人上得起大学?更多的休闲时光?全民医保?更低的税率,更多的福利?公平?健康、可持续的自然环境?老有所养?幸福……
    调查显示,美国人想要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然而和上一代美国人相比,他们花在工作及上下班的时间却更多。如果经济状况需要人们延长工时,那么肯定无法增加他们陪伴家人和朋友的休闲时间。此外,尽管工作时间更长了,但是80%的美国人赚取的实际收入甚至比10年前还要少。“你可真幸运,还有份工作”——这已经替代了人们对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愿望。
    在克林顿竞选总统期间,他的顾问詹姆斯·卡维尔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口号:“笨蛋,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stupid!)不过,或许我们应当将这几个单词重新组合一下。“这该死的经济”(It’s　the　stupid　economy),也许能够更好地解释问题。如今的美国比上一代富裕了将近一倍,但是中产阶层的工资却比上一代更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国家如此富裕,大部分人却如此绝望呢?他们毫无快乐可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生活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日渐减少的工作、福利更是雪上加霜。社会到底进步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积极地竞争?难道生活就是为了每天一美元的工资吗?还是为了生产、消费更多的物品?

    过时的GDP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一直吃着比萨,而且吃个不停?当然没有。虽然你没有在七分饱的时候就停止,但是最终你总会吃饱的；或许有时候你吃得太多了,事后才知道后悔。因此,我们应当懂得如何平衡成本和收益,知道何时应该停止,这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并不是越多越好。
    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指出,经济学的核心宗旨之一就是“何时叫停规则”,而这个规则是建立在边际收益的基础之上的。边际收益就像是一块比萨。当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时,我们就应当停止吃比萨,公司也应当停止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在运用着这个“何时叫停规则”。即使无法精确地计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出何时应该叫停——这点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至关重要。企业常常使用这个规则,运用最佳数据和判断力来决定何时不再雇人、生产多少商品、营业时间等等。
    尽管“何时叫停规则”对微观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尚没有这样的规则。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就是GDP的无限增长。然而,任何一个经济体,小到家庭大到星球,都有自己的界限,总会有成本超过收益的时候。我们能够应付的只有这么多,我们需要时间来休息和放松。
    科学家告诉我们,若想避免气候大灾难,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必须保持在350ppm(0.00035%)以下。宏观经济也需要“何时叫停规则”,但是问题在于,宏观经济学认为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无限增长,而我们的首要经济指标就是GDP。这样看来,无论是指标还是目标都存在缺陷。
    如今,GDP已经过时,无法承担关键经济指标的责任:它把污染、犯罪和疾病计算在内,却没有把其他重要的内容(比如健康和家庭)计算在内。最重要的是,GDP对应的经济目标本身就是错误的。努力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提高市场交易的价值——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如今这个目标已经无法继续为美国人带来更好的经济态势和更幸福的生活了。虽然GDP增长了,但是收入中位数却下降了。为了促进GDP的快速增长,普通美国人牺牲了收入、福利、健康和时间,最终连幸福也失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指出,政府为了促进GDP的增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降低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政府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个经济目标,是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80年,也已形成了惰性。
    我们是时候该问问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想要从经济中得到些什么?

    不丹——令人意外的榜样
    不丹的人口不到100万,但正是这个小国首先提出了幸福的重要性。1972年,年仅16岁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加冕仪式上宣告“国民幸福总值远比GNP(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当时,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听了旺楚克国王的宣言之后,只是抱以礼貌性的微笑,然后便打个哈欠继续回到热火朝天的赚钱大业中去了。但是不丹人民对国王的宣言十分尊敬,并认真加以对待。
    40多年以来,不丹人脚踏实地,实施着国民幸福总值的愿景,以提升人民的福祉为目标,寻求衡量方式,调整政府机构。不丹国王发现,民主、良好的治理是人民幸福的关键,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让不丹成为民主国家。之后他走遍全国,推广改革。尽管之后不丹人民希望他能够继任国王,但他仍然坚持退位。　　　2008年,不丹和平地举行了首届民主选举,并在宪法中写明将国民幸福总值作为政府治理的目标。
    不丹制定了一套衡量人民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由政府官员定期向百姓收集调查结果。目前,不丹政府作出任何决定之前都会分析它是否会影响幸福的9个领域:最低限度是它不能降低总体的生活满意度,最佳结果是它能够提升幸福感。近些年来,不丹在考虑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慎重分析了这个决定是否会影响人民幸福——评估结果需要在69分以上政府才会决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评估结果最终只得到了42分,因此不丹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持续增长。2011年3月,不丹国家统计局邀请戴维和他的同事鲍勃科斯坦萨、伊达库比茨斯基去不丹指导关于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研讨会。不丹国家统计局局长库恩葛慈仁提出了改善不丹环境可持续性(九大幸福领域之一)的5年计划,该计划切实衡量了不丹的自然资源及其益处,衡量对象包括低处的湿地和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此外,与会者还提倡制定针对气候变化的测量仪器,比如冰川融化、森林火灾和洪水等。在研讨会上,库恩葛慈仁向大家解释了不丹的幸福衡量标准:“国民幸福总值不是短暂的幸福,比如购物带来的一时快乐,它指的是来自家庭、社区、精神和教育上的幸福,当然也包括物质的幸福；　此外,还包括政府治理得当、与自然和谐相处、身体健康等等。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不丹的最佳选择,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认识到其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