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毅夫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完成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高级副行长的四年任期后，林毅夫教授以这本《从西潮到东风》来阐释自己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观察与判断。所以，本书有鲜明的结构特征，但也有着“隐微”的写作技巧，前者符合他作为世界级学者的视野，后者则暗合了他浸淫多年的中国政治的内在气质。林毅夫一直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或许本书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意图。
    站在世界经济的顶层看，林毅夫教授总结了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表征的危机根源：来自于美国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一个硬币的反面就是，中国及东南亚国家不能成为本次危机的“替罪羊”；从中国自身的角度看，他又以“领头龙模式”及“雁行阵模式”来暗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人口老龄化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的资本需要到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去寻找新的出路。林教授显然熟络了“国情论”的修辞，但这种“国情论”却并非贬义。因为在他看来，这正是利用了“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中国还可以继续依靠后发优势，有潜力在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保持高速增长。
    在基辛格及尼尔·弗格森等当今世界观察中国政治、历史、经济最知名的学者看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渐趋消失，因而劳动力显然不会继续廉价。这点林毅夫教授也了然于胸，但他乐观看待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点，在于他确定中国已具备了向“高技术”及资本密集型转型的基本要素。以中国为分析框架，他对世界经济结构的优化也开出了“药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善，这将会带来大规模的就业，也就缓和了就业及政治稳定的冲突；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但有助于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其他富裕国家的资本出路，这隐含全球化下的角色分工原理。林教授一再强调，要把资本投入到必须改进的基础设施上，但问题在于，资本进入的不发达国家往往是政治风险最大的国家。
    林毅夫教授的方案对当下中国显得也尤为重要，但显然，在乐观估计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图景时，虽然很少直接谈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的诉求，但纵观全书，讨论世界经济结构的改良问题，这种“顶层设计”的构想，并没有全然排除就中国经济体制继续改革的思考。
    且看林教授对中国企业高储蓄率的分析：双轨制——这源自中国改革之初审慎的制度设计。“中国的改革并不像‘华盛顿共识’建议的那样一步到位，而是给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大型老国有企业不断提供转轨扶持和保护，以维护社会稳定，同时放开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给转轨过程注入增长活力。在那些为保护国有企业而迟滞改革的产业部门，市场扭曲造成大量财富向大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集中，这种倾斜的收入分配模式是中国高储蓄率背后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这种双轨制表现为税收政策的优惠（可以留存利润而不纳税）、金融产业的高度集中（四大国有银行的统治地位）、自然资源的资源税非常低、金融业和电信业的绝对垄断地位。
    按林教授的主张，就上述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应采取如下手段：改善公司治理、调整分红政策，引入银行竞争机制及加强监管、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能源企业应提高资源税。
    二十一世纪初期，网络上突然有两个隐名埋姓的人就中国社会和政治特征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谈”。在他们的第一个“对谈”中就提出了一个颇有见识的观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国有垄断资本集团（简称DMC），它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在1995年前后就逐渐形成了”。这个ＤＭＣ出现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主要过渡性特征就开始消失了。”当然，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特征旨在强调所谓国有垄断资本集团的使命在于对抗外国资本，从而承担起“民族崛起”的历史重任。
    有美国开国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戈登·S·伍德认为，政治意义上的共和制主要依据经济地位的基本平等，即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盈利机会。但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生成之后却形成了凝聚效应：社会成员的营利前途往往得依附这些集团。在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及司法限制的情况下，上述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有效抵御外国资本的掠夺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封闭性——成为肆意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寡头。
    骑过自行车的人都知道，在加速上杠和减速下车的时候最容易摔倒。如何在维系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改革这种依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获取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结构，恐怕已不再仅仅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事实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往往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