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正鹏 出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作为财经媒体人、财经专栏作家，王正鹏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系统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与哲学观。他选择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观察方式，即在一个开放的、抹平的全球化语境里，以旁观者身份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的路径与战略取向。
    在时评家和史学家眼里，一代领导人往往伴随着一种模式，以及一段时间的经济与民生。其实，经济固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但也自有其独立性——毕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周期具有其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形势的起伏更与本国政治无关。王正鹏之所以在他的新著《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中将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定义在1998年～2008年，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二度重创，无法再与中国齐头竞争；二是“9·11”事件使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10年是经济从低谷到高点再到低点的一个周期，而中国在这两次冲击中，均能从容应对，除了政策有效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历史埋下的意外红利。
    记录中国这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虽然注定有无法置身事外的局限，但王正鹏还是在“尽一切可能”完成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国家的经济史即为思想碎片史”，他为此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主题，提出了“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政治、华南建立的“地理级全球生产线”、农业的“产业化哲学”、“全球化语境”的最后时光、社会改革时间表打开等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哲学碎片，为公众回味这段历史提供了少有的哲学视角。
    在王正鹏笔下，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最核心的突变因素有两个：内部动力来源于国企改革，外部动力则来自“WTO语法体系”植入中国的政治架构，内外两个体系的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历史能量，帮助中国在2000年初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引擎。与此同时，作者还以2004年为界，将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划分为两期，两期分界点即为2004年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改革之争。经济学界左右之争的爆发不但反映了一种学术对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贫富差距拉大后对于改革方向的不同认知。
    追溯起来，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黄金十年”至少留下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对人民币主动重估；二是没有警惕过度的重商主义。这使得2004年之后的中国经济过热杠杆化难以控制。“经济过热的杠杆支点是中国需求，杠杆撬动的是大宗商品，杠杆操纵者是欧美投行。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世界工厂’发热的背后是全球商品牛市，而商品牛市的背后是美国的金融过度杠杆化造成的一个资本‘核动力源’。那时的经济逻辑陷入了两难境地：经济要降温，人民币就要升值；人民币要升值，热钱就要进来；热钱多了，经济还要过热。中国经济反反复复在这样一个逻辑中旋转，直到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回顾自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中的10年，中国的经济过热是在为全球生产的大语境下渐渐走向被动的——当然，这种转变增长方式也可以看作是未来10年对于“世界工厂”的一种“再平衡”。
    据王正鹏的观察，“1998年～2008年，在中国，比政治看点更精彩的东西是公司的力量。”三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成就了三类中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和背后的电信私有化浪潮，肢解了中国的传统电信商；新世纪头一个十年前半段半世纪不遇的全球商品泡沫造就了三大石油商的膨胀，也使国家商品交易力量的软肋完全暴露出来；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金融企业变身为庞大的金融混业帝国。
    那么，中国农业又如何在“WTO语法体系”背景下焕发生机呢？王正鹏的分析是，从国际经济实践看，每一个10年都有一项全球贸易议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解决了关税谈判，是个纯贸易问题，基本成功；始于2000年的“多哈回合”谈判，试图解决农业问题，基本失败；2010年开局的“哥本哈根峰会”是环境谈判，成功了一半。这三项议程反反复复，恰好反证了全球化的坚定方向。中国是初入局的参与者，并以青年般的开放心态全程参与了这些重大全球化议程。虽然“多哈回合”8年未果，甚至后来出现了除中国以外的粮食危机，但这次失败反而吹响了农业全球化的先声。
    把握好这些历史节点，对于清晰理解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整体的变革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王正鹏的视野里：“21世纪第一个10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农业开始步入结构性转型的年代。农业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在更合理的范围内为他们的生产与劳动力重新定价，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业为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第一次定价一样。”王正鹏估计，未来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是美国为美元治病的10年，也是中国经济大转型、大改革的10年，历史的太极将在这一阶段透明而神秘地持续运转。
    谈到未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作者直言不讳，“在整个2000年后的改革中，有两个领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教育和医疗；还有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的定位没有解决，那就是铁道部。”它们是两类问题：教育和医疗是带有公共色彩的“社会问题”（这是多数人在用词上的错觉）；铁道部则涉及半管制领域的政企分开问题。这是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在市场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平等式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是建立基于网络社会与民间评判的消极式平等。
    10年，很短暂，但经济发展，每10年景观纷繁。前方充满希望，而我们正因为选择太多、前途难测而莫名紧张。回头一望，一串串脚印让我们知道根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可以校正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