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其中集纳了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胎”。

　　一条官方智库的建议，引来社会广泛关注，“放开二胎”的建议更被放大解读，足见民意对“放开二胎”权威性说法的期待，已上升到希望促成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且不论“放开二胎”是否能像智库建议的逐步实现，近年来围绕“二胎”的相关民意涌动，也应和着专家们的意见，那就是，历经三十多年的生育政策是时候该做出调整了。

　　1980年起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基于“特殊时期的紧急政策”。不论是“一胎”政策出台还是这些年的坚持，所支撑的理论是以控制生育来提高人均收入。但30多年过去了，中国目前的生育现状和经济发展已发生很大变化。正如专家所指出的，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

　　换句话说，如果坚持现行的生育政策，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将会是人口负增长之下，劳动力缺乏、家庭负担沉重、家庭亲属关系扭曲等社会问题。于是，很多人呼吁尽早放开“二胎”来缓解中国未来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鉴于更新一代人需要18年之久，当下调整生育政策有着极其深刻的紧迫性。

　　不仅如此，那些“二胎”试点地区的案例表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人口的膨胀与生育率的反弹。放宽生育控制的现实依据，越来越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不仅取决于经济收入的多少，更多的在于家庭伦理的精神满足，这一切比物质上的丰裕更重要。想想2000万“失独”父母的痛苦，悲伤与孤独将伴随他们终老，而他们的悲情背后，有的正是个人为集体和国家做出的看不见的“牺牲”。

　　能够损害到人们幸福感的公共政策，纵使当时不得已为之，随着历史情境的改变，应该进行调整改变，这点毋庸置疑。因为任何公共政策的起点与旨归，都是以人为主体，对人的价值进行确认，而不是把人视为发展的包袱。生育政策同样如此，不论观点如何争论，最终的走向必然是可持续地寻求人的价值。

　　何况，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人口政策的“公开信”中也曾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