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森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08年，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鼓舞，两位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勃兰特和罗斯基着手编撰了一部“工具书”式的手册，这本汇集北美数十位最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和学者的论著，旨在全面分析他们眼中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现在看来，2008年很可能是中国转型道路的转折点：北京奥运可谓中国30年改革成就的加冕礼，但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则暴露了中国转型的另一面，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成本高企。这些也构成了近几年国内外对中国认识的双重影像。因此，韦森教授的新书《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显然也有同样的看法：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仍是一种“现在进行时”。
    中国为何能有“伟大的经济转型”？韦森教授在本书“一个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一文中认为，毫无疑问是市场经济的力量让中国经济有今天的繁荣。从主流经济学上来看，这就是“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指向——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但中国的发展道路又是独特的，甚至被总结成“中国模式”，例如倡导国家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强有力的经济干预能力等，在2007年肇始的金融危机及至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等事件中，中国的国家能力成为各国政要艳羡的法宝。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转型处在“现在进行时”？因为去年以来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模式并非没有成本。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经济增长虽然快速反弹，但随之而来的是物价飙升，巨额信贷投放对应的是无法负担的地方政府债务。作为这一过程的观察者，韦森教授在本书中特别强调了“无为”也是个宏观政策选项的思想，如果调控措施太多，且花样翻新，反倒会使得市场动荡不已。
    为什么会如此？韦森教授分析说，强势而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各级政府权力寻租的独特的社会体制形式。中国的独特，也在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被强势政府主导甚至全面统御。从这一点出发，国进民退、公务员考试热、宏观经济调控乐此不疲等种种现状也就顺理成章。如果我们把30年经济社会改革理解成“从基于职位的权力体制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转型”，那么中国的“大转型”确实还走在路上。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要问，“一个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正在走向何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在《中国改革下一步该怎么走？》中，韦森梳理改革开放30年历程，认为有三件大事要记入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平南巡讲话与加入WTO。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小平南巡讲话均是以释放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为核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司法》、《担保法》等一批法律的设立，市场深化、经济增长提速。
    但真正的快速增长还要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正是因为入世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资本寻求利润，要求国民待遇，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济环境。为了满足这一条件，中国开始了密集的立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一系列约束政府权力的法律相继出台。发展市场经济，先要缚住政府的权力之手，于是有了中国入世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来自国外的压力甚至深化到“美国政府为中国老百姓谋福利”的地步。但是，外部的压力让中国形成并巩固了市场经济,只是外部资本需要的只是一个公平的环境，解决不了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也解决不了劳动力低报酬与环境保护缺失的问题，甚至他们还很享受这种独特的生产成本优势。因此中国改革下一步的动力，只能回到内部寻找。我们已经有了市场机制，但还没有与良序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治与民主，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显然，政治体制并不会自动改革。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深夜公布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消息的行为，让韦森意识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实是个税收问题，是个民主预算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他将其归结为“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的问题”。这一认识，构成了韦森教授近几年以来的主要工作——呼吁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
    要缚住政府权力之手，就要管住政府的钱袋子：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就是征税与预算。所以纳税人要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通过法定程序监控和审理政府的征税行为，以确保其行为得当，“税收法定”也成为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理念。由民选代表界定政府事权，进而决定征税额度，完成从预算到征税的逻辑过程。从这一点讲，税收法定与预算民主（预算由民选代表经法定程序决定），为公众了解、监督并决定政府行为及其绩效提供了技术工具。
    尽管中国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这一改革思路并非空想，在实际运作中已相对有效地约束了政府的行为。这从近几年财政部的相关法律立法的控制权争夺上可见一斑，今年7月底，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与韦森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研讨会，其核心就是坚守预算民主的底线。
    社会的大转型，说到底还是人的观念的改变。通览《大转型》，并没有太多理论创新、观念突破。但在这种厘清观念、正本清源的工作中，韦森教授自得其乐。他梳理知识的过程，也是点亮他自己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努力，让韦森教授在公共舆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感染了他人。从这一点上讲，以内政促改革的核心在于改变国民观念，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者努力点亮自己，中国的大转型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