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教授约翰·奎金把那些已被多次证明是失败和危险的却难以消灭、连续不断“复活”重来的经济学说，称之为“僵尸理论”。因为，“这些思想，既没有活着，也没有死去，更为确切地说，它们是不死的，或者如僵尸一般”。在他所著的《僵尸经济学：借尸还魂的谬误经济思想及其成因》中，将批判矛头对准了五类“僵尸理论”：大稳健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财富下渗经济学理论、私有化理论。
    上述的五类经济理论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思想，在英国叫做“撒切尔主义”，在美国则摇身一变为“里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名曰“华盛顿共识”，在学术界则被总结为“新自由主义”。约翰·奎金将之称作“市场自由主义”。在《僵尸经济学》中，他分五章逐一述评“市场自由主义”的五块基石（即上述五类经济理论），分析了每类理论、思想的诞生、发展及转化为政策实践后的作用，指陈其各自存在的致命缺陷以及这种缺陷如何在金融危机期间被无情放大，还分别提出替代这些“僵尸理论”的经济思想。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本·伯南克都曾长期是大稳健理论的信徒。从某种意义上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20年，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确实出现了看上去颇能佐证大稳健理论预言分析的繁荣，但这些繁荣却未必全是市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功劳。举例来说，二战后美国延续了国家向基础科学、科学前沿诸领域高额投入的政策，还加强了教育普及，将科技教育等作为公民教育、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才是促成七十年代及其后新科技革命的源动力，但大稳健理论的信徒们却声称科技革命只跟管制解除、投资活跃有关。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经济繁荣，但却是以牺牲风险保障为前提的，不仅针对金融从业机构的监管保障体系被削弱，而且剥离了战后头三十年建立健全的“为劳动者提供的保障”，还推动了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市场化进程。2000年小布什政府执政后，甚至将监狱、公共灾害救助也纳入市场化（外包）范畴。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反对大稳健理论，认为其不仅让经济繁荣无法持续，而且还会带来不可控的严重后果，（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案例）。当然，凯恩斯和哈耶克虽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提出的分析解读思路却截然不同。八十年代以后，许多自称为哈耶克理论信徒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在施政中却照搬了大稳健理论，还抽出哈耶克或其他几位奥地利学派专家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
    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第N次证伪了大稳健理论，却无法将其彻底根除。随着经济形势的复苏，又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兜售旧货，足证约翰·奎金用“僵尸经济学”、“僵尸理论”来形容这一理论的恰当。
    有效市场假说，是市场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信条。这种假说认为，经济资产的价值，通常得以通过金融市场最佳体现，为此呼吁放宽金融管制、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鼓励未经充分风险预演与管控的金融创新。其实，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的投机失败，已说明这套假说存在重大漏洞，但美联储和华尔街都不情愿对此反思，相反还进一步推动解除金融管制，不负责任的金融冒险最终酿成了全面危机。因此，约翰·奎金在书中追问，“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完全是金融市场的产物。全然不存在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战后混乱、黄金兑现和赔款之争，或者斯穆特-霍利关税等类似的诱因……”他甚至将金融危机后，轻描淡写描述危机、仍然不愿意正视问题所在、第N+1次复活的有效市场假说为“终极僵尸”，即影视片里“完全刀枪不入、永远打不倒的那一种。特种子弹、重锤猛击，甚至斩首断头，任何一种招数最终都不能使其彻底安息……但…僵尸，必须受制于一个难以觉察但致命的缺点，使其以自我毁灭而告终”。
    全球金融危机同样打破了先前形成的两个假象（曾被认同为规律、真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可帮助人们掌控经济的发展趋向、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总能提出有效解决办法；解除管制、降低税收特别是面向富人的税率，能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发挥“财富下渗效应”，即富人获得的发展成果会像水在沙堆里下渗那样，匀出一些给穷人。金融危机暴露的真相是，穷人获得所谓下渗成果，不过是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在消极审查后发放贷款而带来的借贷消费，一旦经济形势紧张，虚浮的繁荣就会消退，穷人将回到相比过去更差的生活境况中。而美国等国掀起的大规模减税行动，在减少了政府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支出，最终造成穷人所获保障和发展支持都大大弱化的同时，让穷人和中产阶级成了主要税负对象，富人反而可以通过其顾问避税、节税。
    奎金批驳的第五个经济理论，即是私有化理论。私有化（国有资产向私有资产的转制）曾被视为拯救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灵丹妙药，甚至成为衡量转型国家改革成效、评价一国或地区是否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准。但是，私有化并没有取得如其倡议者所说的广泛成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主持的一项调研表明，私有化政策主张付诸实施的多数案例中，不仅丢掉了国有企业（公有制）在再分配方面的效用，而且还出现了普遍化的贪腐行为；有别于经济学家们言之凿凿的效用，私有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仍是垄断、高价、低质。所以，在许多国家，重要的私有化企业重新被收归国家，包括英国对铁路路网的再国有化、澳大利亚重组国有电信企业、新西兰将航空业重新私有化等等，布什政府兜售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政策最终也被抛弃。
    根据奎金的总结，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上述五类僵尸思想（经济理论），都围绕这样一个核心思想：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自由市场体制胜于由政府干预来稳定总体经济运行成果并缓和各种风险的体制。这种经济思想及其分支，最终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既带来远超乎预期和规划的增长成果，也频频带来意料之外的动荡）。为此，他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各国政府都应尽可能采用稳定总体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经济学家则需要“多一些现实主义、少一些逻辑严密；多关注公平、少关注效率；多一些谦卑、少一些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