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特别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为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经济基础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工资与价格的黏性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和价格刚性假定；以工资与价格的黏性与非市场出清假定代替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工资和价格弹性与市场出清假设，并将其与宏观层次上的产量和就业量问题相结合，尝试建立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尝试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扩展，以使之能克服各种局限性，但仍有很多学者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评。
作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克鲁格曼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金融危机和大衰退造成了产出缺口，即经济的潜力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差额，正是需求的巨大短缺使然。他认为，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
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国际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在国际贸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的同类产品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与国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关系不大；在经济活动区位方面，他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围模型，把厂商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内生于模型中，较好地解释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和农业边缘区模式；在国际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个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规范模型，使汇率目标区超出原来仅作为汇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畴，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在宏观经济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对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2008年，克鲁格曼因创立新贸易理论和开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认为是经济增长迟缓导致了债务水平升高，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达到或者超过90%），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尽管在一些观点上有不同的质疑，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方面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克鲁格曼在财经媒体领域也十分活跃，在一些财经媒体经常撰写专栏来呼吁自己的政策建议，并有不少广受关注的著作出版，本书就是克鲁格曼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
寻找金融危机中的免费午餐：当前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及其争议。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在克鲁格曼看来，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下，“只要我们伸出手，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这是典型的克鲁格曼的政策基调。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台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国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美联储还推出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欧洲则在尝试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时尝试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来稳定金融体系；在问题更严重的冰岛和瑞典，政府甚至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实施完全的国有化；日本也采取了收购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但规模相对较小。
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欧洲的财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三个方面。日本出台多个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当利率进入零利率区域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是产业发展政策。美国在新能源、环保政策等方面较为高调。欧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发展商业航天、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对于这些凯恩斯主义色彩鲜明的危机应对措施，各种批评也一直不断，本书就可以视为克鲁格曼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例如，有批评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促进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难以起到明显效果，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公共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日益悲观，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刺激计划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开支可能导致资源从私营企业流出，而且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各国财政赤字继续增加，从而增大债务危机的压力。
同样广受关注的是，有批评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从短期来看，数量宽松政策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基础货币大量增加，但货币乘数在下降，所以广义货币并没有明显增加。但长期来看，许多研究者担心应对危机中显著超发的货币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