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研究的缘起
2010年深秋，柏林，雨夜。我参加由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uble博士主持、英国战略对话研究院（ISD）主办的“中欧战略对话”的研讨会。会议当天的晚餐设在德国著名的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
SE）的新大楼内，餐后主人邀请我们去他们顶层的会议厅喝咖啡或餐后酒。安联保险集团新大楼建在柏林市中心的巴黎广场的一角，面对德国最为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我在会议厅内随意地走动，突然发现会议厅的一角外有一个小巧而古典的阳台，试着打开落地玻璃的扉门，进入阳台，
霎时，整个巴黎广场展现在我的眼前。细雨霏霏，广场被德国特有的桔黄色的路灯柔和地包裹着，灯光下细细的雨丝，微微飘落，沾湿了广场的花岗岩地面，裸露出岁月的流痕。前方，在柔柔的黄色闪灯和幽幽的蓝色映灯的烘托下，勃兰登堡门显得庄严和凝重。白色花岗岩的拱门在雨丝中显得更加端重，展示着历史的沧桑，拱门顶上胜利女神和四驾马双重战车的铜铸雕塑沉稳，蹦踢的战马不再嘶鸣，高昂的战旗也无猎猎，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勃兰登堡门在灯光和夜色下充满了雄浑的张力。午夜时分，仅有的几个旅游者在广场徘徊，远处，暗暗的云层下，柏林城内不多的高楼，发着幽紫的灯闪。一切是那样的浑然、健沛、安详、静谧。
我静静地站在阳台的一角，任雨丝轻拂、灯光漫漫，沉浸在这德国深秋的细雨和柏林午夜的静谧中，
感受着时间的缥移，历史的涌动。在一个小男孩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对德国的历史着迷。是啊，古罗马东扩、柏林在沼泽地上的兴起、路德的宗教改革、腓特烈大帝的启蒙运动、普鲁士的军刀戈霍、战争、一战、二战、经济恢复、德国统一……德国有太多的历史和感慨。此时此刻，这一切在这同样历史的勃兰登堡门前迷人地再现。
“朱民，你在想什么？”
闻声回首，我的德国老朋友彼得·荣根先生正笑盈盈地走来。彼得·荣根先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商人，担任过多个德国大公司的总裁，目前经营他自己设在科隆的全球投融资公司。他也是学者，
对德国货币政策有深厚的了解和见地，
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职。他更是社会活动家，多次担任德国各种商会的主席，多次担任德国和美国、德国和亚洲，以及德国和中东等地商会的职务，
奔走于世界各地，穿梭于政府、商业、学术界之间。
我没有回声，只是对他指了一下广场，彼得进入阳台，也立即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好美！”他说；“好静！”我说。我们无言地站着，“好不容易啊！”也许是应景而发，
也许是感到了我的感触，他低声感慨。
“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华盛顿G-30会议上讨论过的近代德国的货币政策和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有关文献的搜寻以及我想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设想吗，彼得？”我突然对彼得说。“当然。”彼得迷惑地应道，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突然从眼前的夜景中跳到这个问题。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和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注，我对近代德国的货币政策和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非常着迷，只是苦于不懂德文，常为叹之。两个月前在华盛顿，我曾听彼得谈起过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也提出请他搜寻和推荐文献，并有翻译成中文的初步设想。此时此刻，也许是环境的感染，
关于把这方面的德国文献整理翻译成中文的想法变得如此清晰和强烈。“我们开始着手启动吧。”我说。彼得的眼睛亮了，但德国式的谨慎又使他迟疑了一下，“我们还要想一想细节。”他说。“这对弘扬德国经验，对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思考货币政策，对丰富人类经济学知识，以及对中国汇率改革的借鉴都会有意义。”我继续顺着我的思路说。更多的人发现了这个阳台朝我们走来，我拉着彼得回到室内，找了一张靠墙角的沙发，每人各要了一杯波特酒，细细琢磨起来。
黎明时分，雨霁，穿过巴黎广场，回到下榻的同样充满历史传奇故事的Adlon酒店，我们在勃兰登堡门下相约各自起草一个提纲，再议。
2011年1月，在大雪纷飞的瑞士小镇达沃斯，我们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又一次见面。这次彼得对德国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初步了解，还带了一包文件索引给我，居然是德文。我对未来的文献和译稿也提出了大纲和要求，居然基本吻合。我们大喜过望，
击掌示信，决定启动项目。为了让项目落地，我们需要一个在国内的合作伙伴，
我想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周弘博士。周弘所长精通德文、英文，长期从事欧洲研究，对德国非常熟悉，但是她愿意揽这个额外又不讨好的活吗？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她的电话，周弘所长明人快语，还未等我战战兢兢地解释完，她就说“这事有意义，我接了。”
货币政策推动战后德国经济增长
战后德国的经济，
经历了1960年代欧共体的出现和合并，西欧其他国家因为“马歇尔计划”流动性较为宽松，但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严谨的货币政策。1970年代，由于石油冲击，德国经济增长陷入低迷，但德国利用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完成了经济结构转型。1980年初，美国经济严重衰退，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拉美发生债务危机，德国则通过货币政策缓解了马克的升值节奏。在过去的20年里，德国通过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调控，始终维持德国的竞争能力，出口不断上升，经济稳健增长。当然这一切是德国政府综合考虑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多种政策调控的结果，但货币政策也是推动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政策因素之一。
和日本著名的“广场协议”，以及随后相关货币政策导致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长期衰退相比，战后德国同样经历了固定汇率时期（1952-1973年）和浮动汇率时期（1973-2000年），也经受了“广场协议”的影响，还经历了欧元区货币联盟体制下的货币政策。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德国马克逐步升值和渐进国际化。
无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还是此后的欧洲货币体系（EMS），以及之后的欧元（EU）等各种国际大环境变动下，德国都较好地化解了战后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坚持维持了德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经济增长的德国经验
《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就是把德国在这一方面和这一时期的重要政策和文献、德国当时具体实施的有关政策和操作工具、德国内部的有关辩论和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文献、学者专家事后讨论总结的德国经验集中起来并翻译成中文。这在德国经济金融史的研究中尚无先例。文史浩瀚，本书所选的文章大都是从过去50年来德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有关讨论的文献、德国和国际上对德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和讨论的专著、论文集中选摘出来的，为节约篇幅，我们只能摘选我们认为最重要也最精华的部分。我们希望本书能代表德国战后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研究的精粹文选，也希望本书能为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提供借鉴。
虽然有电子邮件和全球电话会议手段作为沟通的工具，三地合作的困难还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们三人都有各自繁忙的工作，又经常出差，很多时间在空中飞行，联系开电话会议也诸多不易。一次，在周弘出差欧洲期间，为了让彼得和周弘能见面讨论预算，我在华盛顿通过往返电邮安排会议，直到会见当天凌晨5时才最终确认了安排。
但是合作是愉快的。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周弘所长，她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外，承担了本书所有的具体工作，组织翻译、校对，联系出版，化缘求资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要再次感谢彼得，他承担了文献的搜寻工作，对我在大纲中提出的要求，他总是尽力满足。我的思路在项目的进展中不断演化，大纲改了又改，我对文献要求的单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彼得总是以他德国人特有的耐心和细致和我讨论，以他丰富的德国经验纠正我的误解，并认真地去寻找资料，力争将最重要和最好的文献都收集到本书中。
从勃兰登堡门深秋的雨夜到北京三月的阳春，我们终于为本书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掩卷，抬首，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在继续，全球金融市场仍然持续动荡，对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激辩还在进行，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也又一次进入世界金融政策舞台的中心。愿本书带给我们的读者一束小小的柔黄的德国灯闪。
（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本文是作者为《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所作序言，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