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政策专家，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席的阿瑟·C·布鲁克斯，在《较量：通往自由之争》中为读者勾勒了这样的一个伊甸园：置身自由企业体制环境中，人们在起步公平、机会均等条件下，通过自身勤奋努力的打拼，品尝到幸福的甘甜滋味。所以，自由的企业是人们实现梦想的奋斗平台，也是人们品尝成功果实的幸福舞台。
　　当然，布鲁克斯的这一观点并非前无古人。1934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亦曾这样描述企业：“它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是一个发现私人王国的地方……财务结果只是它次要的考虑，或者，不过是成功的一个主要指标和胜利的标志。”
　　无论是熊彼特还是布鲁克斯，均没有忽视预设必要的前提条件——企业必须沐浴于免受政府干扰的自由市场环境之中。在布鲁克斯看来，虽然市场上不时有些风吹草动，但市场的发展本来就具有周期性，恰恰是政府的“积极介入”，往往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恶化，雪上加霜，积重难返。
　　在布鲁克斯列举的大量例证中，两个例子极其惹眼：一是颇为后人褒扬的“罗斯福新政”，二是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拯救市场之举。对于前款，虽不时有人试图翻案，直陈“罗斯福新政”中所存的种种弊端，但更多人认为正是坚持了“凯恩斯路线”，深陷“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才得以拔出泥潭，有能力迅速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炮火。
　　我们不妨着重关注第二点。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不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不断给公众吃糖丸的小布什，最终只得将权力棒无奈地交给奥巴马。当初雄赳赳地带着一揽子振兴计划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一方面对金融机构大加挞伐，积极推动出台加强金融监管的新政；一方面又不惜斥下巨资，掀起刺激消费的救市狂澜。
　　布鲁克斯显然不这样看，认为在小布什时代并不缺金融监管，而“庞氏骗局”的发生，只不过是既有监管体系面对公众三番五次举报而麻木不仁的“苦果”。对于奥巴马于2009年7月以10亿美元，推出的“旧车换现金”救市举措，布鲁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一则奖励了政府偏爱的工业，二则因为让旧车不到使用寿命便报废，实际是人为消灭了社会存量财富。从社会财富积累角度看，布鲁克斯无疑是对的。不过，从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角度和就业角度看，这样揪住一点便否定整体的思维，显然似有失考量。
　　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角色由领导型向服务型转变乃大势所趋，但在市场中，政府到底只是一位忠诚的服务者，还是集市场规则制订和市场监管等重任于一身呢？至少在目前，这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毕竟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短暂历史上，既曾有过自由主义的辉煌，也曾有过“凯恩斯主义”的精彩绽放。　
　　布鲁克斯认为，政府过于执著经济发展，过于看重数字指标，反倒可能因此而破坏社会公众的“幸福观”。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倒觉得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虽然不能赞成政府权力过盛，市场行为过多，但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很难说不是一个致力于取信于民的政府应当重点关注的重点内容。虽然政府的许多举措有待商榷与谨慎出台，但让更多人告别温饱，尽快脱贫，实现基本生活保障，这何尝不是一个政府的重要使命呢？如果许多人生存尚且极其困难，填饱肚子、健康地活着很难说不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最为看重的幸福目标。
　　因为倡导一个方面，便极力打压另一个方面，这未必就是健康市场应当顺应的发展规律。随着人们幸福观念的不断提升，市场对政府功能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至于某一时段政府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到底该有哪些作为，这一切尚无成功样板经验可供镜鉴。或许，这也是人类对幸福追求的巨大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