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又要说，每次读罢了您的书，当我合上书进行思考的时候，我的心却又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
您引了一段赫尔岑的话：“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们啊，你们也许永远不理解我们。”那么再过三十年，当你我行将就木的时候，还看不到黄昏的晚霞，看不到黎明的微曦，你将作何感想？我这里并不是对您的“新保守主义”的批评，而是吐露着我内心的悲情，请您理解。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但我们还是要选择其中的一条。从现状出发，我只能选择新保守主义，因为它让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还能在心中略存一点希望。尽管这希望如同遥远的天际还没有出现的亮色，但我们知道，天总是要亮的。
我在给这位朋友的回信中写道：
谢谢你的来信，你的书曾经鼓励着我与我的朋友怀着沉重的责任反思我们民族走过的路，并怀着同样的责任感去面对未来。你的信也使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同情的心灵如何在严肃地思考中国当下的命运。
也许文学家容易不自觉地成为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往往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标准来衡量现实，这样做也有好处：可以为人类争取更理想的社会提供参照点，然而，这也会带来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现实总会使人觉得很糟。其实，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角度，那就是历史的角度，历史总是不完美的，用墨子刻的话来说，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神魔混杂的。人们只是在尝试与错误中不断向更为理想的方向演进蜕变的。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是人生的精义。
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时代虽然不理想，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确实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它给中国人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激活了国人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竞争的活力，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你在那些著名的作品中考察过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做成我们希望的每一件事，旧的集权体制，从理想的标准固然不理想，但作为一个“碗”，用来盛新东西，也确实比没有碗，而单用手来盛东西要有其优势，这也许就是新权威主义的要点所在吧。
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许对于近代以来历史中负面性的东西看得太多了，因此，只要看到现实生活中有一点进步，就会欣喜，我们历史学者太容易满足，也许我们的批判意识会不如你们从事文学的，但这样也有好处，那就是心态比较平和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足于已经有的这一切。这种心态至少能使我们可以避免悲观，并从已经获得的进步中形成新的期望与动力。
每个历史时代只能完成我们人类的一部分理想，并带来新的矛盾与困境，于是这就成为下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人类就是这样前进的，谁要我们是人而不是天使呢。人世间就是这样。也许这正是你所引用过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一格言的另一种解读吧。如果我们能这样看不完美的世界，并发现在这种不完美中自己生存的意义，那么，我想，我们不会“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幸福就在于在不完美与完美的紧张中，去发现人生的意义。
在这里，我想通过引用这段通信，来向读者表露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再读他的信，我觉得他的信中有一点相当朴质而敏锐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担忧切中了中道理性主义的要害：一个在常识与理性上谁都觉得很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成为人们的选择，更不意味着它就是历史的选择。这无疑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点。说句大白话，这就是中间道路的软肋。对此，我们寄希望于常识理性力量在社会更广泛地扩展，寄希望于鲁迅的哲学：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因为如此，这本小书也是为了在社会上传递中道理性的声音，作出一份自己的绵薄努力。
我对中道理性主义之所以乐观并怀有信心，还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去意识形态思维”的时代。三十年来，常理思维，或说常识理性，已经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为起点的“去教条思维化”，而扎根于我们当中，也肯定扎根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官员、企业家、中产阶层与知识分子们的心灵中，他们是中道理性主义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如果读者诸君在读了这本书后，同意我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自勉：“德不孤，必有邻。”
转型时代的中国问题确实很多，我们每天生活在转型困境造成的种种压力之中，生活在源源不断进入你的电子信箱的、令人愤懑的信息流之中，生活在期待、失望、希望与焦虑之中。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富有趣味的生活，何尝不是产生新思想的精神气氛？
如果说，丰富的问题意识是人们活着的意义资源，那么，三十年来，既然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期盼、太多的紧张，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要用学理资源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渴望有太多的东西要突破，我们在生活中常感到沉重、焦虑、压抑，但却仍然充满憧憬，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生活丰富感，那么，我们人生意义的资源使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更丰富的色彩。
提笔到此，使我想到了一位侨居于某一发达国家的朋友。他来信说，他总觉得他生活的那个国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乏味的地方。“因为没有什么能引发争议的大议题，这个地方既没有理想，也没有可能危及国家制度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感觉历史是静止的。虽然对老百姓来说，过日子是最好不过了。”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他们那里的生活已经“退化”到乏味的地步，并且又乏味到了需要“进口革命家”这条“鲶鱼”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了。他最后写道：“身在中国，做知识分子，做学问，有时候想想，也挺幸运的，你不会太闲。”
我们谁都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你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时代注定是一个使你的人生意义十分丰富的时代，是一个鲜活的充满色彩的改革时代，但决不应该是个革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