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尼古拉斯·拉迪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研究所等多家智库机构被称为“政府的外脑”、“影子政府”，发挥着提供新思想、参与重大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等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这些智库对中国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预期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曾在布鲁金斯学会长期担任外交政策研究计划高级研究员、现任彼得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尼古拉斯·拉迪，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不亚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尼古拉斯·拉迪的新书《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由中信出版社近日引进到中国内地出版。这本书可以让人见识美国顶级智库研究员对研究领域的熟稔，这是经济分析专业水准的体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著名金融学家余永定认为这本书是关注中国经济人士的必读之作；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称“尼古拉斯·拉迪作为中国经济政策最紧密的观察者地位无人可以取代…本书值得所有关注世界经济的人阅读”——尼古拉斯·拉迪不仅清楚掌握中国经济各领域政策及其效用、结构性问题、政府数据、国内外学界和媒体评价，而且在分析叙述时，始终保持平静客观的立场，就事论事，即不像中国许多经济学家、政府智库机构专家那样脱离数据和学理而作“情怀”式的空洞论道。
　　相信《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这本书的第一章会引发中国经济学界、媒体和政府内部在观点认识上的很大震动。因为这一章系统批驳了几乎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对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的看法，也否定了中国专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尼古拉斯·拉迪分析认为，中国应对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组合，“不仅手段多样，而且经过精心设计”，实施效果远远好于美国布什政府末期、奥巴马政府初期的救市方案，使得中国成为最早从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的重要经济体。
　　四万亿救市计划推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也被普遍批评为存在严重缺陷，加剧了政府债务风险，加重了经济不平衡和通胀风险，进一步做大了股市和楼市泡沫，造成多个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批评者们还认为，中国救市政策还强化了“国进民退”，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尼古拉斯·拉迪一一分析指出，首先，中国目前尚无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因而中国政府无需像美国政府那样，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而承担新的债务，这降低了现有的政府债务风险，更何况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和财政保守主义还进一步得到了贯彻加强。第二，中国金融机构贷款没有过度增长。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一些专家和媒体没有考虑到金融杠杆的启用条件，以及2009年中期起中国货币监管部门就减缓银行贷款增速已经采取过举措。第三，不能将中国出现的通胀完全归因于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信贷膨胀。第四，即使中国楼市出现大幅度价格波动，也不会出现危言耸听者预言的经济崩盘局面，因为中国商品房市场对金融杠杆的使用程度远远低于美国和英国，因而房价波动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要小得多。第五，批评者们很可能夸大了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尼古拉斯·拉迪乐观预言，即便有20%的过剩产能，也会在一两年时间内被高速增长的中国消化；他还指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投入基础设施较多，而对传统行业投资较少，有助于夯实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第六，批评中国地方高额负债的观点，有意忽略了地方投资公司掌握的资产多于其贷款，因而不太可能累积到需要大规模清算的地步。第七，2009、2010年，中国银行贷款投向民企特别是小微型企业的新增份额较多，煤炭行业之外的“国进民退”现象也并不显著。
　　尽管尼古拉斯·拉迪认同中国经济刺激（救市）计划，但也认为中短期政策举措不足以保证长期稳定较快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第二章转入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分析，首先通过中美两国的对比指出，美国进入现代后，个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最低比重出现在二战时的1943-1944年，为50%；但在中国，尽管2008-2010年间推行了刺激内需诸多政策，消费比重却仍只有34%-35%，也是同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尼古拉斯·拉迪分析认为，这一切源于中国畸形的金融结构及由此带来的对主要生产要素价格、配置方式的扭曲；他主张实施综合政策，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金融体制发生根本性的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第三章谈及从中国财政、金融、汇率和价格四方面政策领域发力，推动经济回归平衡的建议。首先，财政政策上，要大力减少个人税收、增加政府公共福利支出、提高政府从国企支取的分红；其次，在金融政策上，要出台存款利率自由化政策，消除过高存款准备金率和配额制等政策组合对金融机构的影响；第三，推动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使之升值到市场因素决定的合理区间；第四，加快价格改革，尤其要改革如今仍受政府主导（压低）的生产要素价格。
　　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或者说动力与压力，不仅在于国内，而且也因现有经济增长模式、金融体制的运行不断加大全球经济成本，而不断累积来自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压力。他强调指出，“过去七八年的事实表明，温和的、对边缘修修剪剪的、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不会引导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实现再平衡”，要解决问题、要改变不平衡的经济现状和结构，只能加快改革。在他看来，中国如今已没有必要担心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带来对就业的潜在负面影响，因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已处于转型轨道，并且拖延升值将大大提高未来的调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