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森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不少经济学家、媒体人在批评所谓“中国模式”时，都不免回避几个事实：这种模式确实带来了很快的发展（如果将其说成一无是处的话，显然不能服众）；这种模式下，中国应对经济萧条、全球金融危机的许多政策举措，与美国、欧洲许多国家相似；批评者多次断言中国经济将出“大问题”，但时限一个个过去，却并没有出现像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那样的严重危机。
　　并且，过往至今、流行的针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多限于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制度安排的质疑。这种批评、质疑很有道理，但逻辑上是不严密的，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媒体人所言的自由市场经济，即便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不存在，在那些国家，政府宏观乃至中观、微观介入经济程度之深，很多方面并不亚于中国；另一方面，所谓中国模式的“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制度安排，取得了让美国许多经济学家权威和诸多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赞赏的发展成绩（这正是批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声音被充耳不闻的原因所在）。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所著的《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一书，同样也是基于对所谓“中国模式”发表批评，而提出相关的政策思考与建议的。有别于上述惯有套路，韦森这本书并没有陷于经济学原教旨主义非此即彼的窠臼、没有将政府干预或介入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是指出，目前在中国，政府干预、介入经济的方式存在重大问题，反过来造成了市场体系乃至市场规则的扭曲。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没有市场化或市场化不足，而是目前的市场化是在法治进程滞后情况下建立和维系的，使得经济主导者、参与者政府拥有了过强的力量，且不接受约束。
　　韦森所言，实质上打通了宪政民主、预算民主、法治与市场体制几方面因素的关系。简言之，在前三个因素缺失或严重不健全的情况下，最后一个因素即市场体制一定是不健康的。韦森指出，宪政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应从构建预算民主的角度来完善中国法治民主政制建设。《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这本书收录了韦森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数十篇评论、访谈文章，书中多篇文章都提到，正是因为预算民主、公共预算体系的缺失，才让我国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征税、管钱、花钱都不受控制；才会出现经济萧条乃至全国企业受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时候，政府财政收入仍然大幅度递增。韦森痛斥指出，“像利息税、资源税和燃油税这些新税种，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决定开始征收时，根本没经人大讨论和批准，甚至连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听证会’都没举行过。”
　　韦森还总结提到，目前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皆与政府权力特别是征税（收费）、花钱不受控制有关，“财政税收体制真的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这）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很显然，韦森指出的这个问题，才是所谓“中国模式”真正让人感到担忧乃至恐惧的地方。由此出发，再来看中国经济特别是近年来转型调整中暴露出的弊病，就容易理解了。举例来说，地方政府迷恋土地财政，并由此推高房价，从根本上是因为花钱不受控制成了习惯。又如，央企，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投融资公司近年来进入多个行业产业领域并达成排斥性发展，即人们常说的“国进民退”，目的仍然是为了创收。再如，国外专家盛赞中国经济刺激举措，特别是对“铁、公、基”和大项目的巨额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基础；这番分析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但这些老外在分析时基于一个目前我国并不存在的前提，即美国等国开展基础设施和大项目建设时，是基于较充分制约管控的预算制度平台的。我国各级政府近几年高歌猛进推进的大工程、大项目，有许多很快就传出了质量丑闻，这样的工程和项目怎么可能夯实经济基础？
　　很自然，还是由于预算民主的缺失，在近年来政府财税收入大幅度和超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攀高的同时，民生投入占GDP的比例却始终居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倒数第一……“国家或言政府确实是越来越富了，且掌控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操控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普通民众的相对收益和福利却下降了，民众对政府公权力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制约，也在衰减和弱化，以至于普通民众对于政府在做什么，毫无知情，而只能望着一座座新建的政府机关的豪华行政大楼而‘漠然兴叹’！普通民众对各级政府不断增加税费要求，只能无言地服从；对政府征来的巨大财政预算的花销去除，更一无所知；对政府推出的任何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也只能默默地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首选公务员这个职业，公招考试的竞争陷入惨烈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富豪阶层出现相当一部分人移居国外，“以脚投票”表达对现有公权力维护其财富乃至基本人身安全不放心的抗议的原因；也是阻碍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喊了无数次，却始终难以取得积极成效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症结所在——政府权力特别是基层部门、审批者、执法者征税收费、花钱的权力得不到制约，企业负担不可能减轻，也就不具备成功转型升级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