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吉川洋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熊彼特是最为典型的经济学家，而凯恩斯恰好相反，是一个最不像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博览群书，系统阅读过古典经济学派多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吸收过马歇尔的分析工具，向马克思学习了经济发展的重要观点，向韦伯的著作中取经，由此掌握了历史分析的方法，还有费雪等人的货币理论。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你还能看到朱格拉、康德拉捷夫等人提出的经济周期循环理论的观点。除此之外，熊彼特还大量读过与经济学有关的历史学、民政学、社会学等学科著作。
　　凯恩斯接受过的经济学教育就大为有限了，仅仅听过马歇尔的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寥寥几个经济学大师的代表作，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或娱乐，以及自己对经济学的思考上面。剑桥大学的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多布因为看到凯恩斯《通论》一书中提到了马克思，就询问对方有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从来没有。多布送了一本《资本论》给凯恩斯，还在重要的地方划了线，结果凯恩斯居然很快退回了书，抱怨说看不下去。哈耶克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凯恩斯在展开自己独特的理论之前，没有接受过经济理论学家的高度训练……他的出发点其实就是最基本的马歇尔经济学。在那之前他完全没有接触过瓦尔拉斯、帕累托和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的理论。”
　　正因为凯恩斯的经济学教育、训练背景十分苍白，其学说又取得了与之毫不相称的、政治上的成功，这让熊彼特、哈耶克等“论敌”感到很难接受，后者们的著作或单篇文章中常常出现对凯恩斯学说的抨击，但就是不提“凯恩斯”这个名字。即便如此，熊彼特在凯恩斯逝世时所写的悼文中，仍然部分肯定了凯恩斯在经济学及相关政策研究领域上的精益水平。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务的吉川洋却有意将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学说主张“撮合”在一起。这种“撮合”得以成为可能，首先取决于凯恩斯这个人及其经济学主张的易变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更像是个政策研究家而非经济学家，他经常根据政策推行的需要变换观点立场，这是熊彼特乃至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做不到的。
　　吉川洋所著的《经济困局中，谁的经济学管用》一书，近日被引进到中国内地出版。这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分别梳理介绍了凯恩斯和熊彼特的经济学观点，并分析归纳了两个人的学说分歧，指出“两位天才经济学家对待大萧条的第一反应，就体现出了两人在思考方式上的差别”（凯恩斯重视利率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影响，熊彼特更趋向于忽略利率等货币政策乃至金融政策）。此外，还可以说，凯恩斯和熊彼特迥异的经济学教育（训练）背景、研究环境、社会身份，是造成两人观点冲突的重要原因，吉川洋也提到，“当时凯恩斯…所在的英国，与日本‘失去的十年’非常相似；而熊彼特的祖国奥地利与邻国德国，和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及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本书主要围绕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对立观点而展开叙述，但书作者吉川洋有意将二人观点对日本经济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学界引发的相关讨论、分别与二人中其中某一人观点接近的不为常人所知的优秀经济学家等情况，以穿插的方式娓娓道来，使读者获得经济学演变、经济史知识、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普及教育。
　　吉川洋认为，凯恩斯的基本思路“维持经济的稳定”并认为为此可以采用公共投资等“救市”政策，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共识；而熊彼特为人所共知的思路则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必将伴随着阵痛，但这一过程不仅能提高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也能提高成长型产业的潜在需求，催生出新的民间消费与投资。结构改革会促进创新与需求的良性循环”（此句引语出自日本政府2001年经济政策的有关文件），人们只是忘了，熊彼特还曾提出，为了避免或减少恐慌，采取公共投资亦无不可。
　　吉川洋在《经济困局中，谁的经济学管用》一书第19章中指出，凯恩斯与熊彼特的学说可以进行必要融合。凯恩斯《通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资本主义陷入停滞源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由总需求决定，并由此提出解决萧条、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熊彼特与凯恩斯不同的是，不认为需求不足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前提条件，强调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来代替需求饱和的旧产品、旧服务，才是企业与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需要完成的任务；简言之，否认需求饱和一说。在吉川洋看来，熊彼特所说的各种创新，包括新产品、新服务的产品创新，以及为既存产品开拓新市场、新销路的创新，都可以称为“需求创造型创新”，即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这就可理解为凯恩斯经济学与熊彼特经济学的交汇点，以及当代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决策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与熊彼特的经济学都没有过时，还在为经济政策的优化、适应新情况新挑战作出努力而提供知识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