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弗格森 出版：中信出版社

    提到“魏玛式通胀”这个专业名词，国内年轻人可能比较陌生，这指的是第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在1923年遭遇的恶性通胀。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德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了4815亿倍，1美元可兑换42000亿马克，这是连2008年津巴布韦2200000%的通胀率都难以与之“媲美”的纪录。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恶性通胀纪录，很多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始终对“魏玛式通胀”倍感兴趣。哈佛大学历史学和金融学双料教授、畅销书作家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就是众多系列研究中较新的一本。原著199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弗格森，融合了金融与历史的视角，对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间因果链接的剖析，对今天各国的经济政治治理，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几十年来，几代学者对造成“魏玛式通胀”的原因，分歧并不大。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要求的领土变动、实物赔偿、超过德国实际支付能力三倍的巨额军事赔款，让德国没有了选择。关于其影响，则意见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通胀是“让国民能够正常就业的唯一途径，是稳定民生的基础”；有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减少了赔款，促进了鲁尔危机的解决，吸引了外资，有提升德国国力的积极效应；有学者则认为通胀过度，直接埋葬了宪法与议会体系最为理性和完整的魏玛共和国，以民主的形式走向了法西斯。
    德意志帝国为何逐渐染上了通胀的顽疾？是各经济利益集团导致了德国的通胀吗？通胀刺激了德国的经济增长吗？当时的通胀政策如何导致灾难性的影响？为厘清这些问题，弗格森以颇有影响力的汉堡工商界为切入点，一一驳斥了为当年德国通胀政策的各种辩护，指出通胀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侵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使魏玛共和国这个福利国家失信于民，这为研究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是的，魏玛共和国的通胀确实有不得已的一面，《凡尔赛和约》让德国失了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和730万人口，更让德国丧失了75%铁矿、44%生铁、38%钢的生产能力和 26%的煤炭产量，黄金、外汇和信贷极度短缺，在偿付了第一次赔款后，财政已趋于崩溃。加上当时的德国工业以军工为核心寡头企业，他们需要降低税负、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通胀政策实施之后，似乎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失业率只有大约1.5%，而同期英、美分别为14%和11%；经济在1923年之后也一度比较繁荣。
    弗格森之所以选择以汉堡为切入点，不仅因为汉堡是德国主要经济中心之一，更重要的它是十一月革命的中心城市之一，那时汉堡商人在德国政坛异常活跃，不仅在德国金融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大资本家维尔海姆·古诺还直接担任总理。弗格森在这里指出的，恰恰是魏玛民主表象下的这种“集团政体”，国家的决策无不体现了商人在幕后施加的影响力。无商不活，重商是件好事，但重商一旦变成了护商，甚至被商人绑架，就令人担忧了，毕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一个国家，要么是经济以国有为主但社会不再有税负，要么经济是以私有为主但社会要为政府公共产品交税，而绝不应该是经济以国有为主同时社会税负又很重”。“魏玛式通胀”恰恰就反映了这种背离，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中产阶级瓦解，社会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大实业家和金融家作为右翼党派骨干势力的膨胀，助长了反民主的政治力量；同时，公民的个人收入被用于偿还国债，颠覆了人们在道德和知识上的价值观，政府失信于民，德国人也在通胀的恐慌中抛弃了节俭的传统，引发了持续的政治骚动和道德沦丧，使法治走向堕落。
    经济的稳定对于政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的任何动荡都有可能削弱现存政权的社会基础，为新的颠覆提供条件。恶性通胀蔓延开后，魏玛政府采取集权方式来重新稳定货币体系，对这种方式，弗格森当然是不认可的，他认为如果当时有今天的知识和政策手段，不仅“魏玛式通胀”可以避免，后面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了。这个细节是需要重视的。俄国作为当时欧洲通胀最为严重的另一个国家，政府的“集权”手段促成了十月革命；再后来，中华民国的恶性通胀，加上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也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苏东剧变，与恶性通胀及其治理方式也是分不开的；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及其治理方式，让“国父”穆加贝彻底失去了他“要为人民服务一百岁”的机会。
    持续10年的泡沫经济，将数量十分惊人的财富从一个阶级转移到了另一个阶级手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救市，通胀在转移中产者的财富之后，正加速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确切地说，“是从容易上当者阶层转移到首席执行官阶层手中”。其后遗症也正在逐渐显现，在荷兰、奥地利、丹麦、法国，右翼政党纷纷在大选中获胜，这些国家的民众普遍对于全球化、财政紧缩以及移民问题更加焦虑，美国也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以，弗格森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社会危机；与其说是物质危机，不如说是道德危机……真正需要关注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因为有过1923年的惨痛经历，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对通胀始终特别小心，通胀率几十年来保持着世界最低水平之一，今年６月通胀率为1.7%，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在欧盟经济体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为吸取历史上恶性通胀的教训，美国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所以，即使在量化宽松之后，通胀率也较低。
    最近20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货币总量从1.53万亿增加到了89.56万亿，虽然最新CPI降到了2%以下，然而，回首历史，对“魏玛式通胀”的幽灵，我们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