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丹尼尔·卡尼曼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12年7月18日凌晨，美股收盘前后，纽约交易大厅上演了浪漫的一幕：新华社驻华尔街评论员被其同事当场求婚成功。大厅里爆发了阵阵欢呼与掌声，场内交易员情绪高涨，受此“魔戒事件”的“影响”，NYSE收盘时标普500低开高走，上涨0.67%，并且同期道琼斯指数上涨0.81%。有专业人士认为，人做金融投资决策时未必完全理性，会受到情绪波动的干扰；一个好消息会振奋精神，规避风险系数降低，因而一名交易员很可能以愉快的心情在市场上做多。
　　虽然为“影响”二字打上引号，因为这种绝对的正相关性，是无法肯定、值得商榷的问题，但学院理论中“完全理性”的概念的确业已式微。秉持“客观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所有个人都被假定为按经济原则行事，相信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因此单独划分出“经济人”的概念；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经济人”这种抹平主观性的、没有个性与偏好的假设，是将人看做了经济动物，舍弃了自身情感与外在互动的影响，并忽略了认知能力的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等社会系统误差，因此有很大局限性。
　　不过笔者的标题既然为“超魔戒效应”，当然也要考虑描述与此之外的干扰因子。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以其卓然的对判断和决策制定的理性模式的质疑与深入探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前景模式，打开心理学及行为经济学的新局面。
　　即便我们已经接受“主观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情感波动使人们失去理智”这一观点，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第四部分中对财富抉择和风险规避的讨论，依然令人赞叹。他记录下了正常人思考时出现的系统性失误，认为这些失误是由认知机制的构造所造成的，而非我们普遍理解的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所导致。卡尼曼提出的一套思维模式分为两部分：系统1快速、迅捷，依靠情绪、直觉与经验做出反应，运用联想记忆对事件作出连贯解释，但也因此偶尔会发生“专家式”或“启发式”的成见；系统2缓慢、深沉，以审视谨慎的态度和小心翼翼的逻辑运算得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然而系统2消耗能量高，时常处于懒惰的睡眠状态，会直接采取系统1的直觉判断结果。
　　伟大的数学家、经济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奥斯卡·摩根斯顿等，推导出风险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决策理性模式的基础，他们赋予了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双重角色：一种决策制定方式的逻辑以及对经济人决策方式的描述。这一理论将财富状态作为价值载体，将心理刺激和金钱的实际数量联系在一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抛掷硬币，正面朝上赢一元，反面朝上输一元，那么按照期望效用理论，这一赌博的期望效用为0，人们对是否进行这一游戏持无差异态度。但是，如果此人处于破产状态呢？那么他很可能不愿意进行游戏，因为此人已不堪重荷，于“输一元”的结果更不欢迎。
　　与另一个例子对比：面对两种选择，1.肯定损失50万元，2.7%可能性损失100万元，30%可能性赢得40万元；以期望效用理论，（-50）>（-100×0.7+40×0.3），会选择1，但实际情况又成了，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时，人们很有可能愿意赌一把。
　　推广到“无差异曲线”，按照定义，无差异曲线上每一个位置带给特定消费者的愉快感相同，所以可以在其上任意游走；但实际情况是，人们很可能偏好趋近初始状态的选择（而且通常状况下更喜爱较小的变化）。无差异曲线忽视了偏好会随初始禀赋改变，对最终状态的关注其实不及“盈利/亏损”，另外，改变给人们带来的不利之处而导致的心理刺激强度，会大于有利之处，这也是市场交易发生时，需要着重考虑的一点。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被卡尼曼称为“理论诱导的盲区”。理性模式的简洁优美，以及普遍的适用性蒙蔽了许多学者，他们以系统1迅速接受了并将其作为思考工具，长时间的熟练使用产生了“专家式的偏见”，因而很难发现其中的错误。如之前所言，系统2消耗能量高，时常处于懒惰的睡眠状态，会直接采取系统1的直觉判断结果，所以怀疑精神很难发挥用武之地。
　　以上只是全书智慧的吉光片羽，丹尼尔·卡尼曼以一个个趣味盎然的生活性故事，展现了他对整个思维系统的全面认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人类学的知识，都被他拆解分析、仔细追问。一贯死板严肃的大部头书籍在他手中变成了亲切的“饮水机旁交谈”，舍弃五花八门匪夷所思的专业术语，如卡尼曼所言，他希望给读者“提供更丰富精确的语言来讨论与理解乃至自己在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以降低这些失误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