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货币战争》看出版资源的流变
2012-08-06   作者: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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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战争系列”曾准确预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债危机、其后的金银价格走势等,从而引发图书热卖。2007年,中信出版社的《货币战争》销量轻松突破230万册。其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货币战争2》和《货币战争3》也已超过百万册。去年11月,该系列的最新作《货币战争4:战国时代》再次引发版权争夺战,吸引了中信出版社、磨铁图书、凤凰联动等出版策划机构的报价参与,最终花落长江文艺出版社。记者就此联系了多位与“货币战争系列”相关的负责人。

  双向择优 畅销图书频繁易主
  “货币战争系列”的作者宋鸿兵先后选择了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合作,如同艺人的跳槽、球员的转会,备受瞩目。中信出版社总编辑潘岳则认为,其实并不存在作者跳槽、转会这样的说法,因为出版社一般是与作者签订一本书的短约,而非长约。包括《货币战争》在内,该社出版过不少成功的处女作,作者起初默默无闻,这时强调的是图书的价值创意,开创无人竞争的蓝海市场。待作者与作品成名后,各家出版社遂呈现出“逐鹿”的态势。
  一位业内人士坦言,“谈钱最敏感了”。他解释说,不得不承认,版税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作者的选择。源于对作者品牌的信任,有些出版方不惜以高风险为代价重金栽培,这对作者,特别是初出茅庐刚刚尝到市场“甜头”的新作者,其吸引力毋庸置疑,甚至不乏出版机构之间的高版税恶性竞争。此外,还有一些出版机构存在隐瞒印数的现象,造成了与作者的利益纠纷,两者“不欢而散”。
  除了版税的问题,跳槽、转会还往往折射出作者更高的期望值。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策划编辑于建廷表示,不少作者还是关注出版方的品牌、口碑以及推广实力的,如果能够选择一家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正面效应的合作伙伴,对作者个人的宣传和日后的发展都有极大的推助作用。一些出版社的营销模式、宣传策略未能满足作者多维度的需求,从而作者希望打破定式,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潘岳告诉记者,作者更换出版社的现象,对出版社和作者而言,都是双向选择,而非束缚。对出版方来讲,第一部畅销,下一部则未必如此,选题也未必合适,这都需要评估,根据市场再作定夺;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希望寻求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她强调,在国外存在许多成功的图书经纪人。图书经纪人本身即是出版流程的一个部分,国外的大部分作者不会与出版方直接接触,而由图书经纪人代为处理相关事宜,譬如淘汰那些名气小、信誉低的出版机构。目前国内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成熟的机制,图书市场尚在初级阶段,作者没有图书经纪人,自身的经验又不多,导致了在多家出版社之间辗转。
  在文学作品的出版中,不少作者只认编辑不认出版社,因此优秀编辑的离开容易导致作者的流失;而经管图书领域,此类现象还较为罕见。长江文艺出版社和《货币战争4》的这次相遇,编辑与作者的“一拍即合”、“所见略同”便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据该社社科编辑部主任郎世溟介绍,2010年底,他与作者宋鸿兵以微博为桥梁确立了最初的联系与信任,“我私信宋鸿兵:《货币3》还未出,个人觉得,您该从中国近代金融史写起。宋回复:《货币3》就是从中国近代金融史写起。我说:中国近代金融史,我觉得您该从胡雪岩写起。宋迅速答道:我就是从胡雪岩写起。你说,什么时候见面吧?我答:明天。于是就这么见面了,金丽红、黎波社长和我一起。基本上说,只要肯同我们见面的作者,拿下的几率大约50%。”他还对记者说,“相较之前的三部作品,《货币4》的宣传属于海陆空全面战役,传统媒体、新媒体、地面活动、大学演讲应有尽有,并规划区域以覆盖全面,尽别家出版社所不能。”
  此外,北京日知图书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他们将面临跟作者宋鸿兵续签的问题,合同到期了续约才能加印,所以不便涉及这类话题。

  市场规律 资源身处高流动期
  不止《货币战争》,出版业中不少畅销书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明朝那些事儿》,该书前5本的版权属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第6本则跳到海关出版社,第7本又回归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又如《后宫·甄寰传》,该书前3本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第4本由上海百家出版社推出,第5、6两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第7本由重庆出版社推出,总共辗转四家出版社。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出版资源的流动与变化之频繁。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出版资源的流变大致分三种情况:资源的流入、资源的流出、资源的内部流动。出版资源的流变体现出了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初始配置和再配置两个层次。出版资源已经呈现出向媒介形态先进的地方、对出版改革有政策倾斜的地方、品牌价值凸显的地方、资本平台有优势的地方和创意人才聚集的地方流动的规律。特别是出版社的品牌效应,它对出版资源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对优秀资源的吸引。
  针对于此,北京书尚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杜辉分享了不同的看法,他分析说,“出版社的品牌形成至今仍是很模糊的,大家更多是对出版社的‘品牌’有个类别的概念,但这个情况更多的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作为读者,其对出版社的品牌认识更多的是品质——某个出版社的书是精品是畅销书,而不是作者。所以,作者如何转换出版机构,对于消费者而言没有什么影响。”他认为,“作者资源的流动是市场经济行为的一种体现。更能保证作者的权益最大化,也让出版机构可以对作者的价值给予更高的重视、更多的尊重。”他强调,“资本权益肯定会向高处走,谁能让作者的权益收益最大化,谁的优势就明显。这种权益,一个是稿酬的收益,一个是名气的炒作、培养。除此之外,对于策编的个人品牌也会有一些作用。策编的个人能力。素养,和作者的沟通能力,都会对刚才两个因素产生外力冲击。”
  “我觉得这是个挺复杂的问题,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作者是待价而沽,毕竟不同出版方对其价值认同各异;也有不为钱的,是因为不满意出版社的服务。”郎世溟告诉记者,“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很多误会来自于信息不对等和互相不信任,特别是体现在印数上。我社的核心价值观为先做人,后做书。急功近利的招数使不得,赚点小钱毁了名声。我们多少作者自己找来,都是靠圈里朋友的口碑。口碑好,出版资源自然而然就流向你,反之亦然。”
  潘岳还谈到,当前的图书市场处于混沌的状态,类似现象尚不能梳理出一个普遍的规律。现在的国内市场,呈现为同质化竞争,跟风书很严重——跟风有利于降低包括宣传在内的各项成本。这种出版资源的流动,与跟风书存在有一定的关联。
  “近些年出版资源的流动是较为频繁的,主要集中在开价、服务不满意,以及营销不到位几个方面。但我觉得,几年后这种流动会有所减少。”郎世溟解释说:“出版社和作者都倾向于稳定的合作。相处时间越长,彼此也越默契,有润滑油的齿轮自然转得快。多次的跳槽转会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是一家出版,利益分散,营销也分散;书不易形成系列;签售会有阻碍;开本、包装不统一等等。出版商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参与合作,如果未能留住作者,即是一次性投入,成本自然变高。而长期合作,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分摊成本。况且就出版方角度考虑,不宜跟风介入版权战,需理性出版,结合自身的实力与发展规划。靠版税盲目提高既使拔得头筹,惹得业内一片侧目,对于市场或读者而言,却未必能消化掉这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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