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60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0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锺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这是杨绛为《钱锺书集》所写的序。这序，有个很有意思的标题：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在三联书店地下二层的那间读者服务部，翻阅十大册的《钱锺书集》，钱锺书先生穷其一生的思考与学问，就这样被读者如我轻轻捧在手里。在那个逼仄，四壁皆书的小间里，翻开有着淡淡油墨香的这套大书，难免感慨万千。
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养成——出版业，尤其是一家出版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功用与价值何在？10年前，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里的感慨，现在演化成了一个疑问。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如果我们以这家书店的历史为线索，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样的答案呢？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1948年在香港联合，这就是“三联”书店的来由。只是，我们稍加前溯，追索这三家出版机构的前身，其共同点一目了然——它们都是由杂志演化而来。《生活》周刊创办6年后，有了生活书店(1932)；而《读书生活》杂志独立一年后，就诞生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5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主持者薛暮桥、孙冶方……成立了新知书店。
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这是当年《生活》周刊能够销售15.5万册，可以跟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不相上下的原因所在。或者，从历史的后点来看，韬奋先生更有价值的选择是他创立了生活书店；书刊融通，这一选择，即使在抗日救亡年代，也使知识分子进有“言论救国”的舆论平台；退，亦有启蒙民众，并积累知识与传承文化的载体。
这是一个由“救亡”而起，然后进入“启蒙”，最终成为一家创造性学术出版机构的历史轨迹。自韬奋先生始，经胡愈之、徐雪寒，直至范用，他们的努力，有重大阶段性价值的成果在1986年；这一年，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在新的时代，三联书店有了创造知识与文化的机会与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里，近30年来，三联书店贡献了费孝通、巴金、钱锺书杨绛夫妇、金克木、黄仁宇、吴敬琏等无数思想与学问家的著述；在这个时代，讨论诸如三联书店跟知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其实，我们需要倾听的，就是这些思想家与学问家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尤其是他们伟大的创造，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著作家，或者说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学问家，他们与出版机构的关系，杨绛先生很淡然，也很淡定地给出了她的要求。理解一家出版机构与知识和文化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要点所在。
学者许纪霖描述：“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杨绛先生的结论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三联 与时代同行
80周年的三联书店，它的历史，当然浓缩了我们时代的信息；同样，它也在以自身的努力，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独立
1932年的《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
1936年11月22日。这刚刚要过去的一天，对于回到家中的邹韬奋而言，实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后来回忆，这时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这天下午18点，他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人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约深夜23点，邹韬奋离会，回到家中睡觉时已经24点了。上了床他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一个多小时后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仅仅两个小时，邹韬奋被后门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惊呼声惊醒。门打开了，5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着手枪，做准备开枪的姿势。邹韬奋被捕了。
这一夜在上海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即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职业身份：《读书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与社长。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8年艰苦抗战拉开序幕。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格局里，“七君子事件”作为一种标志，所显示的救亡运动的民意澎湃，意味着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广泛形成。羁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邹韬奋，在看守所里开始写作自传性著作《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转变”(《经历》第29章)时间定格于1932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先生1917年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一年后，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手主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2800份。5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5万份。这个发行数字，已与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这其间的变化，如邹韬奋所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日常发行超过15万份的《生活》周刊，其价值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惊人的数据所能简单涵盖的，民意凝聚与社会动员，它有着超强的力量，当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很为难。他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
怎么办？邹韬奋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将其20%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生活》周刊独立了。与此同时，1932年7月1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