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世纪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继续拉大，但快速扩大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中，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已经占据支配性地位，城乡差距的影响尤其突出。2007年城乡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约占50%左右。近年来，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城乡和地区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为收入分配的改善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是，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差距仍在扩大，特别是后者，成为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
    （1）城乡差距。城乡收入比从2000的2.78倍快速扩大至2003年的3.23倍，此后小幅扩大到2007年的3.32倍并连续三年保持稳定，2010年起该指标连续两年下降，2011年底为3.13倍，回到2002年的水平。
    （2）地区差距。2000年至2003年，省际未按人口加权的人均GDP基尼系数从0.347上升到0.357，此后逐渐下降至2010年的0.264，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此外，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人均GDP基尼系数、按现价计算的地区人均消费基尼系数也回落到本世纪初的水平。
    （3）农村内部差距。从2000年的0.35小幅扩大至2009年的0.39，但是由于近两年来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人群，收入扩大的趋势预期会有所缓解。
    （4）城镇内部差距。2000年至2009年间，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从0.32上升至0.36，但是这一结果存在着明显的低估问题。一些修正后的结果显示现在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超过了0.4，成为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最突出的挑战。城镇内部收入的扩大中，由于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和行业垄断和部门分割造成的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是两个关键因素。
    （5）总体收入差距。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45左右上升至2007年的0.48。2007年以后尚没有最新的有代表性的全国收入调查数据，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最近3-4年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可能略有上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但是，“灰色收入”问题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腐败带来的部分人群的巨额“黑色收入”更是不容忽视，这些因素都给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2．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历史形成的政策因素和制度障碍所产生的作用是主要的，也是主导性的。在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尤其是前者）长期占据支配性地位。城乡差距过大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体制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造成的。除此之外，由于要素市场改革不彻底和体制原因造成的行业垄断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起了重要作用。以金融业为例，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2003年比城镇平均工资高49%，到2009年要高87%。分析表明，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工资差距中，有三分之二要归因于垄断因素的作用。不仅如此，城镇内部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也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3．均衡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抑制地区间差距扩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东北振兴这三大区域发展战略，顺应我国产业结构梯度转移的趋势，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水平也不断加速，2005年之后尤其明显。由于这些变化，2006年至2010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GDP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2%、13.9%和13.6%，均高于同期东部的平均增长速度（12.3%），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缩小。
    4．农村扶贫开发显著地缩小了贫困农村和普通农村的发展差距，贫困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2002-2009年，全国扶贫重点村农户和重点县农户的收入明显快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重点村和重点县农户平均收入与全国农村平均收入之比分别上升了5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扶贫项目的实施，还显著提高了贫困地区农户的生产能力和参与市场的机会，并减少了农户的脆弱性。但是，在扶贫重点县内部，20%最高收入组农户与20%最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比从2002年的4.6扩大到2009年的5.5，虽然低收入群体也从农村扶贫投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类项目）中受益，由于高收入群体对扶贫项目的利用能力更强。从总体上看，农村扶贫资金的使用有助于缓解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显著地促进了减贫。此外，参与开发式扶贫项目的农户收入增长明显快于非项目户，对贫困地区农户实施的补贴也略微降低了总体的农村收入不平等指数。
    5．户籍制度放松和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对于降低农民工内部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的改变，加上政策放松带来的城乡人口流动性的进一步提高，农民工收入在过去10余年间出现了趋同现象。调查表明，收入最高与最低的10%农民工的收入比从2001年的5.9倍下降到2010年的3.8倍，下降幅度达到35.9%。农民工工资的基尼系数同期下降了20%。在控制了劳动力的年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后，因为农民工身份带来的农民工与城镇本地工人工资差距在2001年为11%，到2010年逐步下降到5%。现有统计中，由于没有把农民工这一群体进行充分考虑，会导致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高估。
    6．农产品价格的放开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根据对2003-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的分析，平均而言，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上升1个百分点，农业经营收入将上升0.63%，农村人均纯收入将上升0.27%，并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37%。种植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具有大体相当的效应，对城乡差距缩小的作用则更为显著，该指数每1%变动带来城乡收入比0.6%的下降。分析还表明2000-2009年，如果全国各省份的农民经营收入都增加1%，全国省际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将减少0.55%~0.65%。因此，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和种植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上升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差距和城乡差距。但是，粮食零售价格指数的上升对农民增收以及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则比较有限，该指数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流通环节的影响，由此所导致的价格指数上涨并未能够促成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可能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明显上升。
    7．农村土地流转总体上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可能使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计量分析显示，中国过去较为平等的土地分配，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2002年我国《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推动了农村土地的加速流转。基于1993-2008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人均土地流转量每增加一单位，人均农业收入就增长5%，人均非农业收入增长22%。土地的流转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土地流转对非农收入的影响更显著，而非农收入差距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不断上升，这可能会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8．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对于缩小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具有直接作用，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作用。2006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率先在西部地区实施，并于2008年覆盖全国。据统计，同时享受“两免一补”（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贫困家庭学生，小学生平均每年减负510元，初中生达620元。计量分析表明，这一政策对缩小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具有显著作用，但对全国总体城乡差距的影响有限。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虽然农村学生的大学入学率较改革前明显增加，但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农村和贫困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比例却在下降，由于名牌大学和非名牌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高等教育的改革至少在短期可能会拉大收入差距。此外，由于中高端劳动力短期性的过剩供给、对劳动者保护措施的不完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劳动收入在GDP比重的提高。
    9．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改革总体上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均等化，但还有较大的政策改进空间。旨在促进地方政府财力均等化的政策不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但为居民收入分配提供改善的财政基础。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返回占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6年的72.9%下降到2010年的15.5%。按照可比标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在同期由18.3%上升到39.3%，一般性转移支付从8.8%上升到45.2%。对省际人均财力的指数分解显示，税收返还具有拉大地区财力差异的作用，但其影响在2004年以后已经非常有限，降低税收返还的比例本身具有重要的均等化效果。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都促进了省际间的财力均等化，两者对财力均等化的作用基本相当。2009年，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个百分点，分别带来地方财力基尼系数0.17和0.14个百分点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成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项目中，并不是所有项目均具有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如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和定额补助就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10．农村税费改革和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的具有直接的收入均等化效应，与财产和资本相关的税收改革的再分配效应有待进一步观察。农业税费的取消，每年减少农民负担1300多亿元，人均减负140余元。2011年9月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上升到3500元，使全国工薪收入纳税人数将从8400万人减少到2400万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但是由于以上两项改革所涉及的税收的绝对数额相对较小，对缩小总体收入差距的效应不是很显著。在财产和资本相关的税收方面，2008年暂停征收利息税使中高收入阶层更收益；房产税的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目前对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有限，但预期在未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1．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中期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加上一系列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政策的推动，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化可能已经迎来一个转折期。导致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缓解的因素中，既有农产品价格上涨、经济刺激政策带来农民工就业扩张和工资上升等临时性因素，更有劳动力供求态势逆转带来劳动者工资上升、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等长期性因素，后者为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性条件。未来几年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可能进一步趋缓甚至出现短暂的下降。转折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到了库兹涅茨拐点并步入逐渐下降的通道，而是指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有利因素在逐渐加强，不利因素在逐渐削弱，但收入差距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在高位。这一转折期的长短不仅取决于不利的制度因素在多大程度以及以多快的速度被消除，从而充分发挥经济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改变对改善收入分配的潜在作用，还取决于政府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