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从哪里起步开始学习经济思想史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开始，在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主张。但是，《圣经》更多体现的是清规戒律而不是仔细的分析。尽管亚当·斯密的名字来源于《圣经》，并且从《圣经》中他也得到了道德上的提升，但《圣经》对他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却没有多少启发。
    我们也可以探究亚里士多德那些清晰有力的表达，他赞美私有财产，同时谴责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但是，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了解不过是知道时间是稀缺资源而已。因此，他将自己的时间更多地投入哲学以及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教育上，花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的时间并不多。这表明，亚里士多德成为哲学巨匠之一，是冒着风险的，因为他伤害了热情支持开设“西方文明”这一大学课程的人，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学科的历史中鲜有亚里士多德的记载。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为经济问题展开辩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授围绕着市场上的公正和道德问题展开辩论。特别是，他们发明了“公平价格”理论，并且使基督教教会对待高利贷的观点趋于完善。鉴于《圣经·旧约全书》特别禁止向同一个社区的成员进行有息的借贷，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尝试将利息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例如风险、机会成本、通货膨胀和不方便的补偿等，以便突破这种硬性限制，钻禁令的空子。现在，神学家们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对《圣经》的正统阐释，这种阐释已经对商业活动构成了挑战，教授们的说教将会剥夺它们的现实意义，因为许多人将会甘愿冒受到圣罚的危险来碰碰运气。另外，如果神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宽恕所有形式的重商主义，他们就会丧失作为基督教领袖的公信力。当他们在世俗和宗教之间观望时，他们设计出了他们的大部分经济理论。这种做法让他们处于一个并不舒服的位置，对研究经济学也不是非常有帮助。他们就经济学发表演讲，因为这是他们要对基督教徒履行的责任。但是，他们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教徒进入天堂，而不是让他们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当新教徒从教徒中分化出去之后，这一任务变得更加无法做到了。
    我们不能如此迅速地略过重商主义者。一般说来，他们是16~18世纪的一群作家和一群向欧洲皇帝谄媚的顾问。他们不会分享一本共同的“正典”，而且他们的确具有不同的利益。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皇室巩固了他们的边界，并且为争夺远隔重洋的殖民地而发动战争，律师和商人开始就国王和王后如何管理经济提供咨询。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建议中经常被提及的内容中总结出几条原则：首先，通过给国王的忠实臣民以垄断、专利、补贴和特权等奖赏，国家应当将自己的内部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其次，为了获得特别珍稀的金属和自然资源，国家应当开拓殖民地，这是国家致富的好办法，因为这些殖民地可以负担战争的开支。再次，国家应当限制对外贸易，如此一来，它的成品出口就会多于进口，持续的贸易顺差有助于从债务国身上赚取黄金（财富）。
    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在开疆拓土。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国内经济的严格控制，行会、垄断和关税牢牢地控制着经济。在某些国家，这种控制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势。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完全控制了许多商品的生产制造，并且被授予了管理行会的巨大权柄。在一次令人震惊的显示其超级权力的炫耀中，他宣布来自法国第戎的织物要包含1408股线！
    重商主义者为亚当·斯密提供了完美的标靶，他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现代经济思想似乎是合理选择。亚当·斯密在几个层面上痛责重商主义的理论。首先，他们根据硬币和贵金属的多少来衡量财富的多寡，而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应当通过家庭的生活标准来测量，一袋袋的金子并不必然体现为一袋袋的食物。其次，亚当·斯密说财富必须要从一个国家的消费者的观点来衡量。将钱放到国家总理或者阿谀奉承的商人手中的这种策略对国民来说不一定就能产生益处。再次，亚当·斯密确信个人的动机、创造和创新会促使一国经济获得更大的繁荣。将垄断和贸易保护当做礼物加以赠送，重商主义的这种政策使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现代经济学就此开始。
    经济学家真的一无是处吗？
    自亚当·斯密那个时代至今，只有几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每一件事情。一个特别的情况是，当代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生产增速的下降难以作出解释。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这样一种说法却是十二分的赞成：国家和个人忽视了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这是在愚蠢地冒险。怀着对稳定的重商主义时代的向往之情而提高贸易壁垒的国家，伤害了本国的消费者。保持农产品高价的国家也伤害了它自己的消费者，并且发现这个国家过剩的粮食都在粮仓中发霉腐烂了。对于这两种伤害的观点，很少有经济学家持有异议。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听进去这两点的政治家实在是微乎其微。
    即使政府并不总是吸取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却可以求助于经济学家：我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自从工业革命使英国大放异彩之后，美国人就总是期待着自己的国家会更强大和更富裕。我们把现状看成最低限度。然而，历史提供不出持续取得进步的先例。在工业化国家摆脱新的黑暗时代的每一个年头，我们都是在为人类创造纪录。听听乔治·杜比描述11世纪欧洲时所说的话吧。这一段几十年的可怕时光是在古希腊、罗马、巴比伦和埃及相对富裕之后而不是之前到来的，想到此就令人不寒而栗。
    ……公元1000年时的西方世界。一个野蛮的世界，饥荒遍地。贫弱人口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人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挣扎着生存，成为难以征服的大自然和贫瘠土地的奴隶，这些土地的耕种质量很差。当农民播下一粒麦种，就算年景不是太差，也没有人会期待收获三粒以上的小麦，这意味着要到复活节才能吃上面包。那么，他必须要依靠可食用的草、树根，以及可以从森林或河堤收集到的临时凑合的食物来勉强维持生活，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他还得进行繁重的夏季劳作，在等待收获的时候，他已经累得虚弱不堪了……有时，当大暴雨浸泡了大地，并且妨碍了秋耕时，当暴风雨击打并且毁坏了庄稼时，平常食物的短缺就变成了饥荒，因饥饿引起的死亡就会如大浪一样袭来。为那个年代编写历史的人全都描写过这样的饥荒，没有一定程度的食物，这样的饥荒就不会停止。人们彼此追逐，为的是相互猎食，许多人割断了他们同胞的喉咙，为的是以人肉为食，就像饿狼一样。
    发达国家是否会理解此类恐怖的景象？发达国家是否会重新陷入它的某些第三世界邻居所处的这种恐怖状态？甚至连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做一个最荒诞的梦都无从知晓答案。我们又确实知道，经济学大师的目标就是教导我们如何避免掉进如此黑暗的深渊。
    令人吃惊的是，经济学大师的许多理论仍然在传播。他们每一个最睿智的理论在今天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点或者可复制之处。通过探究主流经济学，并且提出问题：谁首先具有了这些洞察力，并且建立起这些持久的模型？本书要寻找这些大师的智慧。我们可以从大师那里得到教益。本书中某些当代的案例具有趣味性乃是有意为之。大卫·李嘉图并没有利用电影《盖里甘的岛》中的演员去解说“比较优势论”。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冒犯他，只会对深奥理论框架的理解提供一些帮助，我希望如此。没有必要把经济学搞得那么枯燥无趣。为什么不能通过利用已故经济学家去除他们自己背负的坏名声，并且传承他们的教诲，从而让我们最后也嘲笑一下托马斯·卡莱尔呢？相比而言，让已故经济学家的灵魂在他们的坟墓中笑得打滚，这比让他们辗转反侧，并且失望于世人忘记了他们的著作，以及担心我们会开历史倒车返回到11世纪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