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以及广州、北京、上海，乃至国内任何一个大中城市，保姆和月嫂的服务价格年年攀升，不仅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而且甚至高于好多白领人士的薪酬。不少市民认为，保姆、月嫂“坐地起价”是非常不合理的，其理由在于，她们（保姆、月嫂通常由女性充任）能做的工作，都是雇主家女性成员可以履行的，并不像某些技术工种拥有一些稀缺技能，因而不应如后者那样获得溢价。
　　这个说法看上去也有点道理，但忽略了最重要一点，保姆、月嫂变得稀缺和高价，只因为现在的大中城市工薪阶层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家务，更别提照顾孩子。但你一定还是会问，为什么（凭什么）保姆、月嫂的薪酬要高于白领啊？这是否可以解释为新的“脑体倒挂”？
　　解释这组问题，需要介绍时代背景下，社会劳动分工的演进变化情况。197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内，全球技术革命推动社会劳动分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雇佣、工时、考核、薪酬制度体系有了大幅变化，劳动分工进一步精确细化，技能价值降低，产业布局不断流向劳动力报价更低的区域或发展为高度分散的外包。这样的变化，倒逼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如今的上班族将更多时间花在了上班、加班及与工作相关的社交上；二是造成许多上班族不得不将家务劳动社会化。
　　家务劳动社会化，许多具体的家务工作就可供价格评估，在保姆、月嫂离谱高薪现象的背后，如果我们认真推导，不难得出一个很可能会让我们惊愕的结论：一直以来，我们都低估了妈妈（或妻子）因承担家务而对家庭做出的贡献，我们没有给她们应有的支持、鼓励和酬谢。
　　有意思的是，包括许多女权主义者在内，人们通常并不认为家庭妇女从事了生产性劳动——女权主义者将家务视为负担，评估妇女是否得以解放和独立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女性跟家务活儿的距离；而更多人潜意识中更将家务视为无偿付出，然后将供职于正规工作单位的家庭成员（通常为男性）定义为养活了一家人的“主角”：男人在养老婆、养孩子。影视剧中，人们日常交谈中，对于家庭妇女是否贤淑，几乎有一种潜在的评价标准：无论她做家务多么辛苦，当她的丈夫下班回家后，就应该好好照顾丈夫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而不是把家务活儿甩给男人。
　　曾先后履职于《纽约时报》和《财富》杂志等媒体并有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经历的美国女作家安·克里滕登所著的《妈妈值多少钱？》一书，最近被引进到我国出版。安·克里滕登在此书中，对贬低女性劳动价值的世俗观点说不，通过对美国等多个国家父母们的数百次采访，辅以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等学科的长期研究，揭示了母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回报之间的惊人距离。《妈妈值多少钱？》书中指称的问题，在我国也普遍存在，尽管我国从宪法到政府规章、社区和企业文化都确立了性别平等、尊重妇女的原则，但性别歧视仍然是困扰许多女性的严重社会现象；在社会福利政策、离婚诉讼中，母亲、妻子等家庭妇女的价值和作用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
　　在美国、中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性别歧视最突出体现在职场领域。女性起薪往往低于同等资质、年龄、学历和能力考核水平的男性，有时还需承诺在规定年限内不得生子；即便许多女性经过更为艰辛投入的工作付出，获得了提升，也将遇到更多阻碍，这时她们就需作出抉择，要么推迟乃至取消生育计划，要么牺牲提升机会乃至工作机会。为了生育并照顾孩子，许多妇女不得不辞职，回家做全职母亲，这并不是因为她们工作能力不足或业绩不良——安·克里滕登在《妈妈值多少钱？》书中引用杜邦化学公司内部调查结论指出，离职顾家的女性，都是绩效考核最出色的职员。
　　在职场的无足轻重地位，直接影响了就业母亲的收入，降低了她们在婚姻中的地位；那些回家专职从事家务的女性的境遇还要差得多。最具讽刺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上市公司业绩排行榜前列的公司的高管，之所以能获得出色的经营成绩，与其中多数人拥有全职太太有关，但就是这些人，也有最高的离婚率，借助其律师，只将很少一部分家产分给在他们眼中从来没有过什么贡献的妻子。
　　如前述，人们特别是男人们，都将母亲照看、教育孩子视为后者履行本职的无偿劳动，但同样还是这些人，又会强调人力资源培养的重要性。难道我们能从中推导出一个结论，人力资源培养的社会阶段才是有偿而重要的，家庭阶段就是无偿、不重要的吗？实际上，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提出过“新家庭经济学”，指出，技术工人不是白来的，家庭是培养人力资本的生力军，家庭对子女“技能、健康、学习、主动性、获得各种‘文凭’和其他许多品质”的投资，甚至比上什么学校或接受那些专业训练更为重要。
　　《妈妈值多少钱？》一书结语部分提出了“怎样既把孩子养大又不让女性吃亏”的多项建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改变目前将生儿育女的妇女排除在经济和社会参与之外的机制，正视并充分妇女扮演母亲角色对家庭和社会的巨大意义。安·克里滕登提出的建议还包括，政府、行业和企业均应应当延长妇女的哺乳假期，由目前包括产假在内的短短三个月延长到单独的一年期哺乳假；缩短工作时间或实行更为灵活的工时制度，保证女性雇员在家工作的同时，能够兼顾照料其幼年子女；实行充分的同工同酬，消除工作场所对女性雇员的歧视；为体现对母亲无偿育儿工作的尊重，将这项工作纳入国内生产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