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下出版人聊天，特别是与那些名社老社的出版人谈选题，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题目不错，可是，有多少人看呢？于是，便生出一些诸如世风日下、读书人越来越少等等的老生常谈。我猜想，他们心里可能憋着对文化成为产业的怨气，但是，举目全球，但凡现代国家，大多如此。而畅销书排行榜会警醒“文化人”一个不可逆转的真理：在被商业力和科技力助推的大众消费社会，好卖已成为具有决定力量的硬通话语权。
　　看看这期的小说榜，惊讶于它的本土化——原创、引进之比为7：3。再细看，原创作品（除了因为特殊原因而赔本赚吆喝的《光明与磊落》）具有大同小异的畅销内核：类型化。类型小说在中国内地大面积崛起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其明显标志是一位学院派指着一本书大骂“垃圾”而后者风行一时。不过，正是它们重新激活了大众的另一种真实需求：与雄心壮志无关，看书主要是为消遣也就是打发时间，主要是为扩展眼界以取得新谈资，而且梦想能够不费脑子就（好像）掌握常识和真理。
　　由于市场竞争，类型小说也在不断进化：单一卖点模式正在被多元卖点模式取代。在《我是个算命先生》中，当然最少可学到点儿算命大法，而增加的江湖故事也在解读命运之为何物这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后宫·甄嬛传》如果只有宫斗一定不会胜出，还加上女人、历史和人性，才能热卖。《卑鄙的圣人》不只是简单的历史小说，是史料时尚化运用和人性现世化解读的新典型。《斗宴》则是“美食+小说”：长美食知识，看传奇故事。对于读者而言，它们是一种消费品，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他商品没有太多区别。
　　老实说，中国正统文学界进化到承认类型小说的价值（比如，现在已较少使用“通俗小说”这一暗示对抗“高雅小说”的概念）要晚于以盛大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网站和以磨铁为代表的出版商。天上地下的代际转换，表面上看是标准和地位之争，其内里乃是对文化多元性，特别是对在普适价值空气日渐稀薄的社会中大众实际精神状态的体认。对于再度兴起的现代市民文化的作用，以来源不一的精英教育为底子的中国传统文人一向是估计过低的，也因而产生了不必要的争论。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呢？这些类型小说的价值，其实并不在于对语言和文学有何突出贡献，只是作为一时需求的满足者而存在，也就可以了。我以为，允许它们长期、大规模地存在，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顺便说一下，发生在类型小说领域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在其他细分领域。比如，《大故宫》和《我是人间惆怅客》一类的著作是不能用来评职称的，但是，具有基于普及意义的市场价值。这么说，绝不是过低定位它们，不过是使多元中的各元各得其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