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搅动了世界》 作者：[英］乔治·马格努斯 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欧洲的繁荣是抢来的？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观点认为，欧洲的经济增长是买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抢来的，因为欧洲的开拓者、海军和商人们都曾经蛮横无理地爬上亚洲经济巨人的肩膀。尽管哥伦布并不是第一个踏足美洲大陆的人，他只是在环球探险中错判航向，因而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美洲大陆，但他的探险经历绝对有资格享受这样的美誉。其实，他的初衷只是想找到一条新的路径，能比原来经阿拉伯和中亚的陆上途径更快地到达东印度。他认为，如果能找到这样一条新通道，西班牙就能找到新的市场，最重要的是，在香料及其他产品的贸易竞争中赢得对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的优势。例如，早在10 到15 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便已是强大的工业中心和富饶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梁。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达伽马在6 年之后绕过好望角, 则成为他们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欧洲的探险家们不仅拥有先进的科技及航海技能，更不乏强烈的兴趣和动机去推动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把亚洲纳入他们所掌控的贸易轨道。美洲大陆的发现给欧洲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财富——黄金、白银及其他贵金属，凭借这些财富，他们与亚洲开展商品贸易，买卖非洲奴隶，开辟和拓展新的亚洲市场，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
　　实际上，美洲大陆为欧洲人提供了资本，让他们有能力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体系展开竞争，并以更长的商业触角向这个体系实施渗透。而欧洲人在这个过程中最常采用的手段就是武力，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殖民体系，唯独对中国是个例外。财富、枪炮、远洋舰船以及探索扩张的野心相结合，成为欧洲爬上亚洲这个东方巨人肩膀并进一步寻求全球霸权的决定性因素。
　　即便是在中国已经走上相对衰落的时候，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仍然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埃及和印度斯坦这三个世界上曾经最富裕的国家，依旧凭借其农业和制造业的优势而著称……而中国则是一个比欧洲国家更富有的国家。
　　但斯密本人很清楚，时代已经变化。他指出，美洲大陆及途经好望角到东印度海上走廊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它们共同改变了世界秩序，使之发生了有利于欧洲的迁移。美洲大陆的意义在于它给欧洲带来黄金、白银、贵金属和新市场等形态的新财富。而通往东印度和东方世界的便捷之路则让欧洲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购买新的领地，为它们在亚洲及欧亚大陆之间赚得更多财富提供贸易通道。武力支持与追求财富、香料和亚洲异国产品的驱动相结合，促使欧洲人开始创建自己的跨国贸易公司，并全面渗入亚洲。
　　在亚当·斯密作此论断的72 年之后，站在其意识形态对立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两个事件给正在成长的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活力。它们推动了欧洲商业、航海和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推翻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对马克思来说，这些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对其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

　　未来10 年，“中国模式”靠什么走得更远？

　　任何单一的观点都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及其他古代文明没能率先实施工业化并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答案，其中既有山脉与大河的自然束缚，也有人口出生率和社会组织的人文局限，更有航海探险与金银财富探索方面的技术障碍。
　　我们有理由撇弃这样一种概念：某种形式的宗教所具有的优越性为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仅凭“新教”根本就不足以阻止其他文明与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但是，西方世界拥有某种内在文化优势的观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浮出水面。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后，有些人还坚信，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及工业化时代，只有以市场经济和单极化民主政府为基础的人类组织形式才是合理的。这绝对是自以为是的表现，或者说，是文化上的盲目自信，这种观点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它不过是一种傲慢与自大而已。
　　自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思想家越来越多地开始以反思和认知的方式去看待其他国家。在西方的文化与制度中，永远不乏促进变革与改造、追求创造与自我完善的基本因素，尽管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未来20 到30 年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西方社会的活力根植于灵活的机制、法制至上的根本原则、整个社会敢于在极端压力下挑战权威并实施结构性改革和追求创新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西方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在日本，强大的官僚阶级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同一性和凝聚力的过分迷恋，压制了国家承受某种风险的勇气，而这种冒险恰恰就是他们遏制并最终克服1990 年金融崩溃及整个社会快速老龄化等深层次问题所必需的手段。
　　这或许就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对于中国而言，其过往长久以来的封建政治体制、以封建官僚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残余影响，令中国的进步变革遭遇重重挑战。与不断发展中的动态法律体系相比，庞大的官僚机构造就了保守和单一的文化。因此，一旦进入现实世界，中国就必然要面对变革与外部思维的挑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预测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在21 世纪第二个10 年的表现呢？尽管中国已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与历史相比，中国是否真的发生了质变呢？
　　再进一步而言，尽管印度的民主模式仍异常笨拙，但它最终是否能以更加有效和稳定的方式发挥作用呢？尽管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似乎已经为未来培植了更强有力的民主根基，但它们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期待将在政治上更加稳定、在管理经济周期上更加成功呢？这些国家毕竟不是简单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印度的核心在于世界一流的服务制造行业，巴西的优势在于自然资源、石油及其在加工制造业享有的声誉（比如短程飞机）。墨西哥则是一个将优势资源综合分布于农业、能源和制造业的国家。不能不提的是，他们的北面有一个更富裕的邻国。
　　制度为万事之本。以“亚洲四小龙”为例，他们曾创造过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奇迹，这种能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标杆。当然，香港略显游离于这个群体外的态势，因为其发展并非源于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香港政治制度公正但显然还不够强大，教育水平也算不上先进（即便现在也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都拥有令人炫目的成就。
　　20 世纪70 年代初，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储蓄特征以及人均收入还与拉美国家不相上下。而如今，从任何一个角度衡量，“亚洲四小龙”都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之下，拉美国家则依旧停留于新兴国家的行列，且大多数还只能算作发展中国家。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亚洲四小龙”拥有相对完善的政治体制、开放式的经济结构、飞速发展的教育，这种种因素使得其有能力获取和利用新技术，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严格的监管和强有力的集权式管理之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类似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更注重权力集中，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经历了漫长的混乱时期之后，邓小平成为了中国的领导者。据说，多年以前邓小平就曾说过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人们认为这句话深刻诠释了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即从根本上，生产力远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不管他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究竟意在何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正是邓小平在1978 年才把中国带上了经济成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显然是在告诉世界，中国有气魄和信心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和影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撇弃了很多传统教条，并以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军事的现代化为目标。他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受有限程度的私人竞争，对外国投资保持开放，对全球市场能作出反应，并积极参与全球市场。为此，改革对工农业的组织和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突出强调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发展轻工业的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玩具和纺织品”），并着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通过这种方式，中国重新投资于技术发展和资本支出，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经济进步。邓小平创建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一条正确的思路。
　　在1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农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也是1950 年的合作社运动以来，中国农业第一次真正的变革。随着农村劳动力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并对剩余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拥有所有权，可以用来消费、储蓄和投资。这也反映了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即工业化与农村福利水平并肩而行。但是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随着发展重点从轻工业转向钢铁、水泥、铁矿石、冶金和汽车重工业，农村的发展开始被不断加速的工业化进程抛在后面。由于中国近2/3 的劳动力依旧处于农村地区，因此，允许农村地区加快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之所以采用“允许”一词，是因为这背后的答案完全取决于政治精英们及其实行新的结构性改革、改变经济现状的能力。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以及20 世纪90 年代的工业化狂潮表明，中国完全可以做到将实效与灵相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出口、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撼。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曾在20 多年前著书写道：
　　尽管中国的物质约束依旧不可忽视，但经济增长显然正在缓解这些桎梏，只要能延续这种趋势，未来几十年后的中国注定会以全新面目展现在世界面前。
　　除了在1989—1991 年期间遭遇暂时性的经济衰退以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遏制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之外，中国确实已经实现了肯尼迪的预言。从1991 到2004 年，中国采取了以促进外贸和国外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受此推动，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在2005—2007 年期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11％。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暂时性影响，但银行家、企业界人士及经济学家们依旧认为，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仍将保持这种增长态势。
　　政府的严格监管、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控制、市场力量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目标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全球最大的债权人以及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于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G20在2009 年达成的约定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不断增强，这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持续加强。中国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讨论及目标谈判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充分发挥了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还借此机会扩大并发展了与印度、巴西、伊朗、沙特阿拉伯、非洲产油国这些资源型国家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历史和今天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唯有未来还存在变数。中国的成功始终植根于稳定与发展的均衡模式，即以政府为核心的决策机构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均衡，并引导全体国民以实现举国性目标为首要任务。
　　维持这种均衡将关系到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地位，而均衡的实现则依赖于如下四个条件：
　　首先，集中性的管理体制使得中国政府的威信取决于他能否为国民创造持续性的增长与繁荣。很多人把这一目标定义为维持8％ 的年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能实现稳定增长，及时规避经济衰退，就有可能招致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
　　其次，中国的现状决定了领导层在战略性经济政策方面不容出现一点闪失，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的领导层都需要作出正确选择，采取正确的行动。但恰恰由于其自身的决策，也让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失衡：沿海地区、城市设施、重工业和出口高度繁荣，而农村地区、国内需求和社会安定却极端滞后。这就带来了问题，实际上，学术界和其他人士始终对改变这种局面的必要性上存在争议。如果中国不能在未来几年时间里解决严重的国内失衡问题，不仅将会影响其自身经济增长率目标的实现，也将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失衡，而这也是国际经济体系必将长期面对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绝非旁观者。作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以恰当的经济、金融及汇率政策对这种失衡承担责任，才符合其大国风范。在全球经济形势尚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原有政策，消极等待经济回归正轨，那么，出现经济和金融失稳的危险将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体系也将再度成为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实际上，国际社会一直担心中国不愿意调整其参与全球经济的行为和策略和接受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
　　第三，中国的人口现状同样将对实施政策调整的能力提出考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将在2010 年左右开始减少。到2050 年，中国的人口素质在所有考量指标上都将落后于美国。目前，中国尚不缺少经济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务状况还有能力进一步扩大社会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但如果不能迅速采取对策，中国必将面对未富先老的状况。
　　第四，获取新技术的能力源于企业培养的工程、科技及计算机等专业的毕业生，并通过不断增加人力资源投资以消除经济发展的人才壁垒。中国的高校入学率及教育层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获取或复制新技术与创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对于中国而言，要真正实现创新，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商业利益与社会转型的能力显然还任重道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领域的主宰者将依旧是美国和其他富有创新传统的欧洲国家。
　　总之，只要全球化趋势不发生颠覆性逆转，我们就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及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在经济上追赶欧美国家。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必将把这种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但是，这里还有两点疑问不得不提。首先，继续复制过去10 年超凡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其次，追赶发达国家与中国统治世界或亚洲的世纪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依旧是全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因为它毕竟已深刻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根本结构。在未来的10 年到20 年，人口和气候变化的挑战将愈加显得咄咄逼人，经济和金融政策还将漏洞百出，商业周期和政治动荡的萌芽也将蠢蠢欲动。检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基本标准将是：政府的反应力、他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能否及时以及如何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