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书《公司的力量：决战华尔街》出炉前，刘洪就已小有名气。他的前两本“力量”也很有力量，《公司的力量》、《公司的力量：中国篇》不仅是央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的蓝本，也是2010年图书市场的宠儿。
人常说，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刘洪的“力量三部曲”得益于他曾经的新华社驻美资深财经记者的身份，他亲历过中美政经高层关键节点精彩纷呈的交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IMF总裁卡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中国首任世行副行长林毅夫、通用汽车董事长兼CEO瓦格纳等政经大腕也曾是他的访谈对象，而许许多多来自华府的高端八卦，更使这本硬朗的财经书籍有了种活色生香的气质。
《华夏时报》：在《公司的力量：决战华尔街》中您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为什么？
刘洪：我说的这场战争并非真正的刀兵相见，而是金融战。因为对美国来说，对中国最大的担心就来自金融方面。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而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2008年，正是因为中国施行了一系列外汇管制措施，才躲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金融业的开放也将加大，相对于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两国之间的金融摩擦也会越来越大，因为目前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而中国是第二，从历史上看，老二是非常难当的，既要被老大提防，还要被老三、老四羡慕和觊觎。
除此之外，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美国对中国有着多种猜忌，未来中美之间虽不可能发生大的战争，但小的摩擦却会越来越多，尤其在金融方面，美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
过去几年我们看见，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美国就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在今年或明年，尤其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从以往的经验看，美国政客必然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来增加自己获胜的筹码，在人民币汇率等美国自认为占理等问题上敲打中国。所以，中美之间爆发小的摩擦、冲突甚至贸易战是完全可能的。
《华夏时报》：对于这场贸易战的前景，您有什么预测？
刘洪：这场贸易战的前景是可以预测的。我不相信阴谋论，中美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之间的战略智慧。我在采访美国一些高端人物时，他们也表示，中美之间虽然看似有很多的贸易争端，但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发生的，尤其是美国在中国的贸易数字这么大时。许多人也许想不到，美国和加拿大其实贸易摩擦是最大的。所以，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正说明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密性，这种紧密性可能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矛和盾，使两国关系不至于失控。当然不排除某位政治家为了拉选票而剑走偏锋，采取冒险措施，那将使金融战贸易战愈演愈烈，两国关系也会受到很大伤害。
《华夏时报》：华尔街是中美金融战的棋子，这枚棋子将在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如何应对才有胜算机会？
刘洪：中美金融战肯定是从华尔街开始。美国对中国施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华尔街的金融企业会在中国扩张，以谋取利益，也给中国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和隐患，这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包括索罗斯对泰国等的金融集结战就可以看出；第二层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重点在华盛顿，华尔街当然是禀承华盛顿意旨的，比如美国对人民币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其实是更高层次的一种金融战。
至于中国如何应对？硬碰硬肯定不行，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这个实力，最聪明的举动应该是合纵连横。其实美国对中国的金融策略也是合纵连横，比如美国希望借助IMF这种多边国际组织对中国施压。美国财长盖特纳曾说过，IMF应该发挥金融警察的作用，这也是IMF存在的意义。《纽约时报》也表示，美国现在已无法逼迫中国做事，所以就形成了对IMF的新依赖。
所以，对付美国的这种合纵连横，中国也应该是合纵连横。我们看到，在金融领域，目前中国和欧洲联系紧密，包括习近平副主席对爱尔兰的访问，并表示中国愿意参与对欧元区的救助，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也曾做过类似表态。目前，中国和德国正进入“蜜月期”，英美媒体因此甚至推出了一个“中德国”概念。中国需要德国，德国也需要中国，老二和老四的关系影响的不只是双边关系，今天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这些金砖国家，也总是同一个声音说话，因而更加掷地有声，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也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另一方面，中国也更加擅用国际规则。WTO之后，中国总是被诉讼的一方，但最近几年中国也发起了一些针对美国的诉讼，比如不久前美国在WTO下限制中国行动的一个诉讼，判决就是中国赢。所以如果我们上下用心，将士用命，而且我们总占着理，那就能规避西方的金融施压；怕就怕我们自己的懈怠和折腾，那结果就会很糟糕。
《华夏时报》：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的大改革中，西方国家给中国设置了哪些陷阱？
刘洪：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IMF的改革。IMF我采访了多年，包括拉贾德、卡恩。现在从表面来看，中国将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这个结果出来后，许多人欢欣鼓舞，这确实是中国的一大突破，但突破之后，我们其实应该警惕：为什么西方这么慷慨？
我认为，现在西方是忍痛给中国这样新兴的经济体一点份额，为的是他们份额和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做，他们的份额虽然降低了，但他们的合法性却增加了，这等于他们在IMF发号施令的权力增强了。因为IMF在未来世界经济体系中将扮演一个中心角色。从目前的份额看，美国在IMF的份额超过了45%，欧盟如果算做整体，份额超过美国，而IMF奉行的是85%一致性原则，也就是美国和欧盟拥有否决权，而中国则没有。中国在IMF的地位实际上还不如在联合国安理会，因为中国在安理会还拥有否决权，在IMF则要更多地听从于西方的意愿。所以，西方国家给中国的，既是机会也是陷阱。
《华夏时报》：您曾亲历中美政经高层交锋的许多现场，其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刘洪：难忘的事情其实很多，我说一件事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金融海啸吞灭华尔街，当时王岐山副总理正在美国出席中美商贸联委会的一个会谈，其间不乏交锋和博弈。在谈到美国总要求中国金融开放，告诉中国应该怎样怎样，但美国这一套却在金融海啸中被证明失败时，王岐山不无讽刺地说，过去美国是老师，中国是学生，中国的金融制度都是跟美国学的，以后老师还要在这些问题上教导学生时，学生也得考虑考虑了。
《华夏时报》：您曾是一名奔走阿富汗、中东地区的“战地记者”，然后又华丽变身为游走于中美政经高层的财经记者，
这其中有什么秘籍吗？
刘洪：没什么秘籍，因为我大学学的就是经济。去中东包括去阿富汗、耶路撒冷，都是刚工作时年轻人怀抱激情，渴望冒险的结果。去这些地方当了多年“战地记者”后，我感觉学的专业也不能废弃，所以有机会去美国华盛顿常驻就去了。做记者只要是勤奋，做什么记者都差不多。
《华夏时报》：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了这本书？是否受了《货币战争》等书的影响？
刘洪：完全不是，《货币战争》我只看过部分章节。我写这本书主要是从自己的亲历、采访和经验出发，更多的是自己观察到的事情和自己亲历的故事，从细节上描述中美关系，包括金融危机中世界格局的变化和震荡，这和那种总结历史类的书籍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实，有关金融危机的书近些年也出了很多种，但它们的原始资料多是西方的，对中国读者来说贴近性并不很强。我因为曾在美国工作，很多写作素材都是第一手材料，然后从中国国情的角度去写，应该有更强的贴近性，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