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步走》
作者：郑永年
出版：东方出版社 |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应景地出版了新著《中国改革三步走》，书中着重讨论了中国的改革问题，寻找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
郑永年在书中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第一，分解式改革，即先农村，再城市”；“第二，分权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业分权”；“第三，开放性”。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化导向的经济，这一转型始于邓小平时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随后，郑永年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分解式改革并解释了其内涵，他把中国的改革分解成三个步骤，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最后到政治改革。在目前阶段，深化社会改革对中国发展具有紧迫性。
社会改革是《中国改革三步走》的重点，郑永年把社会改革定义为“主体性改革”，“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制度是唯一的选择。”只有通过社会改革，培育中产阶层建立消费社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至于政治改革，郑永年不同意“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说法，“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已经开始，并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机构改革’中的行政体制改革、乡村选举、党内民主等都在进行。”
“尽管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次序，但无法保证改革按照这个次序前进。”日前，郑永年在接受早报记者电话专访时强调。
东方早报：你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一开始就讲到了中国经济改革遇到的问题，以及社会改革的缓慢。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当前社会改革的历史借鉴意义在哪里？
郑永年：中国真正的经济改革其实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在探索，但没有找到突破口，“南方谈话”则找到了。“南方谈话”以后，十四大召开，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南方谈话”以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断，而在“南方谈话”以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突破口。之后整个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成果，都跟“南方谈话”有关。实际上，这十多年中国都是在收获“南方谈话”的成果。
现在，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医疗、教育、住房保障制度，中国的消费社会就不可能建立，中国的经济只能依赖出口导向，如今世界经济不好，出口导向是走不下去的。中国的社会改革不做好，中国的中产阶层就成长不起来。不久前，刚刚把贫困线提高一点，一下子就增加了1.2亿贫困人口，这说明中国的部分老百姓还是处于贫困线上下。中产阶层成长不起来就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现在很多事件都是跟社会改革有关。
下面的路怎么走？不是说一定需要再次“南方谈话”，但是否需要“南方谈话”精神呢？我在书里也说了，“南方谈话”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找到突破口，而十六大以后，中国基本上在做社会改革，也就是一方面进行社会改革，一方面深化经济改革。我觉得在经济层面上，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这些制度需要改善，但只剩下改善、改进的程度。真正要突破的是社会领域。现在大家对社会改革的争论其实跟“南方谈话”之前大家对经济改革的争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大家都不清楚往哪里走，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
现在需要再次确立改革突破口在哪里？未来的路怎么走？改革不可能经济、社会和政治一起来，要找到突破口。但是我认为，社会改革不是简单的分蛋糕。社会改革是如何在继续做大蛋糕基础上分好蛋糕。怎么继续做大蛋糕，就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分蛋糕不是把财富分掉，而是建立社会制度，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最低工资保障。
我觉得，“南方谈话”就是确立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线。现在的“左右”之争，没有太大意思，而是需要真正的“南方谈话”那样的智慧。
东方早报：现在跟20年前相比，中国没有邓小平那样分量的政治人物了。
郑永年：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像邓小平那样的政治人物，再做一次“南方谈话”。问题是，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可以“南方谈话”，这并不是说去广东去珠海，而是直面问题，为未来找方向。邓小平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清楚，那个门槛必须跨过去。不要老是说不能做什么，而是能做什么。“南方谈话”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东西确立了之后，都好办。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所谓既得利益。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这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不是改革不动，而是方向性问题，非常重要。十六大以后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等都是正确的，但解决问题要像邓小平“南方谈话”一样，要向前看。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党内的共识是什么？
郑永年：共识不需要多方面，“南方谈话”的共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现在还是党内共识的话，那就该继续往前走。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重庆和广东分别做的实验，并不存在不同。
郑永年：面对的地方情况不一样，各自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找各自的模式。从这些地方性的实验上可以看到，重庆和广东能做的，地方能做的，中央层面也可以做，说明共识的建立还有其可能性。现在“左右”之争渲染两地之间的不同，这是不负责任的。
东方早报：社会改革将会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吗？
郑永年：并不是说一定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非常清晰而且割裂的步骤，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我只是强调，在目前阶段中国应该着重进行社会改革，而这个过程并非如别人想象的那样漫长。以经济改革来看，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用了30年基本上就建立了市场经济。再看亚洲四小龙，差不多用20年时间培育了成熟的中产阶层。我的意思是说，在找到社会改革突破口后，真正启动社会改革后，过程就不会那么漫长。社会改革暂时没有找到突破口，所以说，中国还需要一次“南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