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作者：郭于华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学术界里，有些学者敢于公然宣称自己是“精英主义”，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敢公然宣称，“我是替富人说话的”。不过倒是有一大堆人，抢着说自己是“底层的代言人”。这些人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的确是真心的，当然也肯定有一部分人不是那么真心，甚至虚情假意。但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一旦站上了“底层”这坚实的基础上，无论如何都算是攀上了一有利的道德制高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对于以“底层”二字为题的书籍和文章，都带着几分格外的小心。底层如何作为一种方法，而不仅仅是价值立场呢？郭于华的《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或许可以告诉你部分答案。这是郭于华的一部论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我先前在一些杂志上读过，并且受益匪浅。郭于华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今天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她一直致力于口述史、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这本论文集的文章，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98年的专业论文到2006年的学术随笔，都有涉及。另外，其讨论的主题也非常的广泛，农村土改诉苦、心灵集体化、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工调查、社会学心智品质、儿童食品、饮食文化，可谓五彩缤纷。不过，这本书真正的重点和主题，还是有关苦难，有关底层的，正如它的副标题：“我们如何讲述苦难。”
　　1993年，法国社会学家P·布迪厄和22位合作者共同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以近乎直白的方式，让底层民众，包括外来移民、失业工人、街头混混、临时工，等等，讲述他们的个人痛苦，呈现他们日常生活的经历和故事。在郭于华看来，社会学家的目的就正应该如P·布迪厄的工作：不是去“代言”或者“代表”底层民众，而是通过真实地记录这些痛苦，并进而把这些私人的痛苦与社会结构和历史勾连起来。个人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这是社会学家的一个基本信仰，也是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含义所在：“在具体情景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
　　把个人的困难上升为“社会痛苦”的能力，米尔斯称之为社会学家的“心智品质”。实际上，郭于华在《倾听底层》中试图演绎的，也正是这种被称为“心智品质”的东西。何谓“心智品质”，在《倾听底层》一书中，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技艺”，其次它也是一种担当和责任，即“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作，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有无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否具备心智品质，也是祛除蒙昧和制造迷思之间的区别。
　　正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所揭示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所证明的那样。一套微妙的权力技术，像一张无处不在的大网，普通的民众并没有能力可以冲破大网。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痴人呓语。权力运作的精密和狡猾性，超越常人的想象，而分析并揭露权力运作逻辑的社会学家，更是需要具备超越常人的意志和心智品质。一不小心，人们便会禁不住诱惑，不自觉掉入权力的陷阱。而社会学家陷入权力泥潭的又何止一二，看看今天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幸福感”、“满意度”的调查即可了解。正如尼采对于“权力感”的论述：“有人想获得权力感，一切手段都会用，不会轻视任何滋长其权力感的养料。”被称之为尼采之子的福柯，同样深谙此一真理，所以他一方面主张为“无名者”记录历史，但同时也反对把它们建构为与“正史”相对的另一种“历史表述”，而宁愿让它们处于分散、偶然的状态。这也是郭于华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底层的要旨：“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阙。”而底层那些无声的、分散的、偶然的呐喊、呻吟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宏大历史的反抗和挑战。
　　为底层记录历史，为无名者留下一点生命痕迹，郭于华深谙其中的陷阱和诡谲，同样更加明白其深远的意义。所以，对于她而言，“底层”绝不是任何可以炫耀的价值资本，毋宁说是一种“心智品质”，它包括那些惊醒自我的责任，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套精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