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凯

　　《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作者郭凯集四年来人气爆棚的博客《人渣经济笔记》之精华，以独特富于个性的视角、轻松不乏幽默的笔触，将最关乎民生、最具争议与迷惑性的焦点问题一一解读。
    郭凯，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者，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研究。
　　作者郭凯通过对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洞察与反思，引领读者随着他的思想路线看到了诸多问题的真相。用常识、逻辑和理性的力量探索与叩问这个时代的疑惑与焦虑，透过一系列通俗易懂的经济现象小切口，洞见中国的未来。

　　正视人民币升值
　　问：美联储今年4月27日宣布继续执行去年年底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美国就业和经济复苏。您认为这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将有怎样的影响？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呢？
　　郭凯：第二轮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在两个背景下出台的，一是美国的短期利率已经接近于零，不能再降了；二是美国在财政政策方面已经没有政策空间，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因为美国的国会不太会再允许出台较大的财政刺激。从美国自身的角度来说，美联储选择用数量宽松的政策刺激本国的经济无可厚非。至于数量宽松究竟能不能刺激美国经济，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但问题是，在一个开放经济的环境下，美国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一个结果是造成了全球流动性的充裕。充裕的流动性，在很多地方显示为资本流入。大量的资本流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这些国家经济表现本就不错，从而产生了经济过热，汇率升值过度以及通胀问题，巴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数量宽松的政策也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从数据上证明则比较困难。
　　应对国际流动性过剩的办法就是实行相对紧缩的政策。中国仍然没有开放的资本项，其实已经把很大一部分的流动性挡在了国外，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都有收紧的空间，而且人民币还远没有到过度升值的地步。从去年6月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5％，但对日元和欧元都贬值了。综合来看，过去一年期间，人民币和一篮子货币相比，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在贬的，因此人民币还有升值的空间，这也是可以用来收紧政策的一个手段。

　　问：发改委专家称“2003年以来每年增加的外汇储备已经发生的汇率损失达2711亿美元，如果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6，2003年以来增加储备的汇率损失将攀升到5786亿美元。”您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让我们的外储保值增值呢？
　　郭凯：首先要说的是，这种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导致外汇储备损失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为这件事情写过好些文章，不过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也许就是反过来想这件事情：如果人民币升值导致外汇储备损失，那是不是人民币贬值就导致外汇储备增值？如果是这样，我们现在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那中国干脆什么都别干，每年让人民银行把人民币对半贬一下，赚的钱是不是就够了？显然，这是有点儿荒谬的。
　　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外汇储备的回报率低的原因之一是，人民银行在管理储备时，看重的是流动性和安全性，但这个世界上既有流动性又有安全性的资产回报率都很低。要是想要追求回报，必然意味着要把外储投向风险更大、流动性更差的资产。说这些，并不是说外储不应该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只是想指出，回报率不是白来的。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存量巨大，而且还在于增长的持续性，这其中热钱流入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体现。内需不足，依赖出口，导致巨额贸易顺差，最后就变成了外汇储备。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是有高度共识的。

　　慎对资本项开放
　　问：您在书中说“中国很特殊，但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并不总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在不少国家身上隐约找到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能否举例来解释一下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郭凯：我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时常需要通过看一些其他国家的经历，来推测中国未来可能的走向，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不同于任何国家。但是，这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验是不可借鉴的。
　　从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现在的中国和30年前的日本，20年前的韩国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可以通过这些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变，大致地去猜测中国下一步可能有希望发展的产业。还有，中国现在的高铁热，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铁路泡沫，那个时候美国也是大干快上修铁路，最后泡沫破裂，导致了很大的经济波动。我们谈汇率问题，很多人把中国的情况与日元的升值联系起来。没错，我们确实要从日本的泡沫破裂中吸取教训。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些著名的升值例子，比如说战后的西德，马克随着西德经济的腾飞一路升值，但这并没有伤害西德的出口。相反，西德开始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直到一两年前被中国超越之前，德国这个只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一直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在未来要面对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开放资本项等问题，这些事情很多国家也都经历过，不少是以金融危机为结果的。我们得从这些国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让自己少走弯路。
　　当然，中国的经验也许更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不过这不应该是由我们自己说的。

　　问：当前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的挑战。我们应以怎样的姿态迎战呢？
　　郭凯：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我们现有的经济体系很可能需要发生改变，特别是我们的资本管制。没有一个开放的资本项，是很难想象人民币可以真正实现国际化的。
　　利率市场化更是如此。利率如果不市场化，那意味着这个最重要的宏观价格之一很可能是扭曲的。但如果要市场化，货币政策的操作，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等都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开放也是相关的。利率市场化不能滞后于资本项的开放。因为，资本项开放了，全世界的利率都是相通的，利率就没法管制了。
　　我这里只说两点：一是在逐步放开的过程中，宏观政策一定要足够紧。很多国家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因为在放开管制的过程中，宏观政策偏松。松的宏观政策加上放松管制，结果可能就会造成泡沫和金融危机。二是原地不动一样有风险。不要有我们的利率已经管制了60年了，因此我们可以继续管制60年的想法。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金融创新，民间金融和银行的表外业务等，很多都是因为利率管制而产生的，这些东西正在使利率管制变得无效。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你管住了正式的市场，黑市就会产生。从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情形看，无限期地将利率管制下去的一个结果就是“脱媒”，也就是大量的金融交易和定价会在“黑市”里发生。这样带来的风险会更大。

　　房价调控需改善分配
　　问：您在书中指出：“房价引发的收入和住房分配不均问题值得关注。”关键是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郭凯：我说这些是想指出：别只盯着房价，而忽略了分配。在出台任何房地产调控措施的时候，一个必须的检验就是：这个措施究竟是改善分配还是恶化分配。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单纯的限制房价或者按户口限购，都有可能是恶化分配的，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不以人的需要和购买能力来决定谁能买谁不能买。而物业税或者真正的保障性住房，则是可能改进分配的。限制土地供应的结果就是飙高地价，这样是恶化分配的，因为结果是财富从老百姓向政府转移。而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地价，则是改善分配的。低息总的来说是恶化分配的，因为低息使得有钱人更有动机通过买房来作为投资，从而拉高房价，挤出没钱人，加息则可能会改善分配。
　　不管怎样，我想强调的还是，仅仅只是为了降房价而降房价，而不去改善分配，并不是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问：在中国买房带来的各种显性与隐性回报与国外相比有何不同?这是造成中国售租比过高的主要原因吗？
　　郭凯：在中国最主要的还不是买房带来的显性和隐性回报与国外有多么大的不同，而是中国其他的投资机会太少，使得买房成了一项很具吸引力的投资。中国存银行的回报率基本上是零甚至是负的，因为现在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投资股市跟投资赌场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广大小股民一直在亏钱；投资国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选择；民间的投资渠道风险很大也不是所有人都敢玩儿的。
　　总之，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体系。正是因为回报率合适的投资门路太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买房作为投资，这就使得在短期买房的回报率更高，从而买房变得更具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房价内生的就有偏高甚至产生泡沫的风险。

　　经济增长应重视质量
　　问：书中《“吊着输液管”的竞争力》一文中，“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从低端到高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必然要拔掉一些行业的输液管。”能否举例说明?
　　郭凯：有些行业是要消失的。李嘉诚是靠做塑料花起家的，那时候在香港做塑料花还能赚第一桶金，但现在要是谁还想在香港靠做塑料花起家，我只能祝他好运了。英国人是靠纺织业开始工业革命的，今天的英国不知道还纺几根纱几根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推出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移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这就好像靠做塑料花也许能让你从1000块一年的收入增长到5000块一年的收入，但要是想要挣得更多，那就得做更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了。这种产业升级不可能是无痛的。但如果因为怕痛，而去人为的补贴这些行业，让它们继续维持下去，并不能改变这些行业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事实。看看今天的葡萄牙就知道这样做的代价，这个国家的核心产业仍然包括纺织业，但它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好几倍。政府选择做的就是人为地保护这些产业，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国家经济不增长，债台高筑，最后发生债务危机。
　　正确的政策，在我看来，不应该是保护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而是应该去保护人，减少产业升级过程中个人承担的成本。通过保护一个夕阳产业去保护那个产业里就业的人，很可能会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

　　问：在您的博文《一个数字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提到关于GDP增速会被高估的观点。应该怎样保证GDP的质量呢？
　　郭凯：那篇文章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讨论，GDP增速被高估是和GDP本身被低估放在一起的两个猜测，而不是凭空就说GDP增速被高估的。不管怎样，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增长的质量比增长的速度更重要。
　　长远来看，提高增长的质量取决于提供正确的激励，这意味着经济中存在着各种价格和政策扭曲必须慢慢得到消除。我们的利率、汇率、污染、能源等很多关键价格都不能反映真正的成本，因此使得我们的增长高耗能，高污染，倚重出口和投资等。但在短期，可以做的是把更多的指标纳入政府的考察体系，这里面我能想到的包括：就业增长、收入增长、教育和卫生水平、环境状况等，这样可以淡化对GDP增长率的强调，并真正地注重那些关系民生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