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大学的著名人类学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人类的民族认同看成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互相认可的事实。巴西人喜欢称自己的国家是“种族民主”的国家，巴西人的自我认同似乎超越了种族的界限。要成为地地道道的巴西人，不在于你的肤色、血统和家庭出身，而在于你是否融入巴西人互相认定的社会心理：在这块被上帝垂青的土地上放纵你的快感，学会生活的艺术。
    在巴西，你不仅要学会接纳疯狂的狂欢节、熟悉足球、知道哪片海滩更适合谈情说爱，还得能喝点巴西国饮凯匹利尼亚，炎炎夏日上街的时候得趿拉着被巴西名模吉赛尔·邦辰提升人气的哈瓦那人字拖鞋，托人办事的时候得学会“jeito”（托人情关系，走后门或者找窍门）。巴西人抱怨他们的国家没有原则，也没有伦理，在乎的只是生活的乐趣。
    正是这种歇斯底里的放纵让第一次从美国飞到巴西的罗伟林（Larry Rohter）感到无所适从。而今，已经是《纽约时报》驻里约热内卢分社社长的罗伟林已经把巴西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仅在巴西做了十几年的记者，还成了巴西人的女婿。
    而罗伟林写作《赤道之南》的初衷，是他为巴西这个极易走极端的国家感到震惊：它既大方又自私，既富怜悯之心，又藏冷酷之态。在里约热内卢，既集中了富人们的高档社区又挤满了穷人的棚窝；巴西这个世界上反堕胎法最为严格的国家，每年的堕胎手术却高达200万例之多；巴西人号称反对任何的社会歧视，但一位买菜的巴西家庭主妇却会给女仆买“比喂狗的肉渣儿强一点”的劣质肉，而给家人吃的却是鲜美的肉。
    巴西人在自己的国歌里形容自己“永远斜躺在光辉的摇篮里”，巴西人认为这份光辉来自于上帝的恩赐。为了答谢耶稣这位伟大的“老乡”给巴西带来美丽、平和，巴西人在里约热内卢的科科瓦多山立了一座重达一千多吨的耶稣像。里约热内卢也被人们赋予了“上帝之城”的美名，但在上帝的目光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却是充满着罪恶和痛苦的“无主之地”。里约热内卢的暴力犯罪率是芝加哥的2倍，马德里的16倍，东京的33倍。不堪黑帮滋扰的民众把自己装扮成死尸的模样上街游行，他们不明白，垂青巴西的上帝为什么会选择性地把“无主之地”的罪恶、贫穷、不公给遗忘？
    而这也是《赤道之南》的作者罗伟林试图去努力探寻的答案，类似的答案也是诸多新兴国家希望知道的，对于社会文化分裂的困惑，他们与巴西人一样感同身受，他们试图从社会制度、民族心理、历史演化，甚至是性文化等层面去解释社会的心理认同，去构建想象中的社会共同体。因为正如罗伟林相信的那样：“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地方，一个核心，是贫困和黯淡的政治环境所无法渗透的，这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精神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