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兵 李晓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与世界接轨的情绪，弥漫在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接轨这个内生于经济的情绪迅速在社会精英阶层找到了新的土壤，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里，不断感染和延伸，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心理气候。接轨的诉求成了时尚和实用的标准，演绎出了一个个惊心动魄或悲壮或优美的故事。央视财经频道的《对话》节目，作为高端的精英聚会，深度接触记录了故事主角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情绪浓缩了中国式增长的微观印迹，关注他们的故事就是一次对中国式增长的微观解读。
　　改革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的情绪有时就是左右事态发展轨迹的核心因素，每种情绪后面都是一道风景，它们影响了中国精英们的行动和思考。读懂了这些情绪以及它们背后所附着的意义，可以体味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增长的脉搏和跃动。
　　柳传志花了21亿美元去并购别人觉得不吃香的笔记本电脑业务，还要将自己联想的名字改掉，到现在“联想”还是人们习惯的称谓，那个LENOVO还是拗口得不被广泛接受。虽然赞助了奥运会，虽然完成了交班，把高管都搬到了美国，后来还是要麻烦老当益壮的自己再次出山托起那个联想。
　　家电业巨头李东生在事业兴旺时兴致勃勃进入欧洲，一口气吃下了两个企业，而且横跨两个领域——手机和电视机，其中一个还是著名的韦尔奇先生先前卖给欧洲的。多元化的食谱两条战线作战，气势如虹。有一年有好事者将两个大佬攒在一个场子里，李东生还在问韦尔奇：“你觉着我如何能把它吃下去并扭亏为盈。”韦尔奇很幽默地说：“我如果知道的话当年就不卖了。”
　　当时国人有一种自豪的情绪，这次对话可以解释成中国的崛起和创新。但岂不知，很快李东生先生的TCL消化不良，在几经拼打之后铩羽而归，这时候才知道当时韦尔奇话里有话。看着纸上吓人的亏损数字，心中涌上的是悔恨和孤独，不知有多大的胆识才敢于面对从辉煌到挫折的急转。痛定思痛，李东生写下了那篇《鹰的重生》，那是一个勇士的童话。他把这篇文章转发给所有的员工，抒发的是一种气魄以及那悲壮前行的决心。
　　把联想和TCL的国际征程聚焦到柳传志和李东生个人身上，更可以读出那时节国人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普遍情绪：我要长大。如今，那些曾经沧海的经历养育着我们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较量和妥协是生动的风景。那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尤其是当一个对手迅速成长的时候，利益的较量是智慧的、有意味的博弈。
　　缺乏机制和资金时，校办企业的厂长宗庆后选择和世界食品业巨头达能合资，难得的是老外投了钱，经营依然还是宗庆后做主。主业兴旺，可是十几年后，合资双方对簿公堂，大打出手，其背后的情绪是眼界开阔后的中国企业发现自己的实力被严重低估，要求补偿、要求向平等回归。就像刚进城的青年，在几年打拼之后发现老板给的工资与自己实力大不相符，于是开始了觉醒后的反叛。这一事件表明：中国的对外合资进入选资时代了。
　　铁矿石谈判代表另一种生动。在国际的市场上，我们总是在一个怪圈中体会无奈：我们买得最多的产品，价格我们说了不算；我们卖得最多的产品，价格我们说了也不算，当铁矿石连续两年都以80%左右的幅度对我们涨价时，我们忍无可忍，起来叫板，却还得忍受那个苛刻到极点的格式化合同与欺负人的价格，享受不到宗庆后那种棋逢对手较量，我们还要在无奈中学会妥协。较量和妥协是接轨中的常态，一种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能消除的心态。我们在这样的对话中告诉世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收获和仰望是心灵的风景，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北京银行把17.5%的股份卖给荷兰的金融巨头ING，比例已抵达中国金融对外资的最高红线。当时没有多少人担忧，因为闫冰竹拿着手中并不优质的资产沿街叫卖，够资格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没人看得上。然而几年之后，北京银行的巨大赢利给外资带来了数倍的回报时，连担心卖国的声音都有了，这考验的是我们面对利益和收获的心态。好在ING进来时孜孜以求的风险管理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帮上了大忙。尽管刚开始，老外的这个礼物，没有多少人看在眼里。连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都要靠政府救助时，ING却悠然自得，这时北京银行才知道，风险管理原来是这么值钱的好东西。蓦然回首时，灯火阑珊的人原来一直在自己身边。
　　在《对话》工作的经历触发了我写这个“《对话》思想作品系列”的想法，虽然解释很粗糙，可是总有些想把没有释放的感受和信息与人分享的冲动。（本文系本书作者、《对话》栏目制片人为本书所写的前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