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本来有个不错的制度开局。朱元璋将蒙元政权逐出中原后，双方面临长期对峙。明军不能一举歼灭对手，进而采取了重兵驻防长城一线（朱棣迁都北京后，改为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的防御战略。那么，新兴的明朝政府就必须解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后勤老大难。朱元璋接纳了太原人杨宪的建议，边储粮草不由政府直接采买，也不征伐老百姓服劳役长途运输，而是调动商人从江南产粮区将粮草转运到北方前线。再辅以边军屯田制，明政府在不费百姓一粒米的情况下，养兵百万，没有重蹈隋朝和两宋的政策教训。
    朱元璋的这项军备政策，带来的意外“副产品”，即培育出了其后主导中国明清时期国家经济特别是金融命脉的晋商和徽商。《中国商帮600年》一书分析指出，晋商、徽商为代表的中国商帮得以在明朝诞生并蓬勃发展，政府军备政策只是一项原因，还要归结为彼时交通便利和长途运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私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确定的“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国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政府审查核准制外，绝大部分工商业行业，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均由民间掌控。
    明朝是一个缺金少银的朝代，却能通过更广阔的贸易和货币市场，从全球其他区域源源不断的输入白银。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就曾估计，明中期至明末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这是前朝从未有过的情况。由此造成明政府发行的纸币持续贬值，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商家族借助这种变化获得巨大收益。
    明政府不能从商帮势力、海外贸易中获得利益，又被耻于言利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无从如同期的欧洲国家那样推行扩张性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便进一步边缘化于事实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明中后期猖獗的海上走私商人集团，事实上扮演的是维护中国朝贡体系、明朝在亚洲宗主国地位的最后一道屏障角色，他们曾让中国移民在东南亚的贸易开发中占据优势地位和主动权，让葡西荷等欧洲国家殖民商人长期难以撼动旧有贸易体系。
    明末期，境外输入白银减少、华商贸易体系解体，通货膨胀十分突出，税收紧张的政府不得不连连加税，激化了与士绅、商人及农民等阶层的矛盾，税源更趋枯竭，直至内外库俱空。清代前200年，尽管满清皇室推行相比前朝更为开明的统治，适应沿海贸易先后以海关代替市舶司、复设十三行公行，并将张家口建设成为主导中俄延边贸易的中心城市，以此培育出福建泉州海商、晋商等巨富商帮，但仍未有效解决中国市场受国外流入白银钳制的问题。华商商帮也几乎退出了主导亚洲乃至全球贸易的权力者行列。无论是钱庄等金融业雏形业态，还是先前风光数百年的多个民营工商业，经营思想渐趋固化，中国商帮和清政府在天朝上国的迷醉美梦中吧被动的迎来了鸦片战争。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余年内，中国商帮开始经历巨大转型，江苏和浙江商帮成为这场转型的最大赢家，广州失去了几个世纪来贸易中心的地位，东南沿海的人财物资源向新兴口岸上海转移，买办阶层和工人阶级都在上海率先出现。清末半个世纪，票号晋商曾风光一时，先于外资银行成为清政府最大的金融及理财合作伙伴，但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使山西金融家们错过了入股组建现代商业银行的宝贵机遇——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商帮600年》一书叙述中最让人扼腕感慨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