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者徐滇庆的领衔新书《看懂中国贫富差距》，是一本直面中国最严峻现实问题的著作。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及严重性，已成学界乃至社会共识，但贫富差距究竟如何形成、缩小差距为什么困难重重、现有财富分配及调节政策存在哪些误区或滞后不足，就有各异的解答。徐滇庆认为，这些解答甚至政府推行的改进政策，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判断、错误的推导和南辕北辙的结论。

    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徐氏解读
    关于中国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徐滇庆首先援引王小鲁和樊纲的研究结论认为，居民收入差距主要由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三方面组成，其中提到税制改革严重落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是加剧阶层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并强调指出，农村劳动力未能实现充分就业，是造成并不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
    在此基础上，徐滇庆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转折点）并未到来，仍然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受制于流动障碍未能解放出来，“民工荒”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只发生在沿海。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近年来官方和媒体鼓吹的热词，徐滇庆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无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还是趋于成熟阶段，都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背离市场改革方向，由政府来干预居民消费。他举出了近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数据，指出近十年中国国内消费增长速度都超过了GDP增长率，占GDP比重的相对下降只是因为同期政府投资的扩大，并不存在媒体和专家念叨的内需萎缩情况。徐滇庆指出，即便要有效提升消费，也不能通过发放政府补贴的方式，而应设法增加生产、减税、稳定金融、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推进税制改革。
    徐滇庆对“通过增加工资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流行观点表示坚决反对，认为那将仅仅让公务员和国企职工阶层受惠。他不同意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说法，认为统计规则改变、产业结构变化、GDP数据调整等因素让这一比重有所调整，但仍属合理正常范畴，与其他国家同期相比也不存在任何反常。
    徐滇庆激烈反对设立和上调最低工资线，认为该项政策选择不利于扩大就业。他也反对“实施最低工资发有利于扭转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路径”的说法，认为“对低劳动成本的路径依赖”纯属凭空杜撰。联系到书中此前部分所提及的“农村劳动力未能解放出来”，徐滇庆指出，如果非要设立最低工资线，也应选择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出来之后。
    归纳有关贫富差距问题的讨论，徐滇庆认为，许多观点都是经济民粹主义的表现，是“失意文人”脱离实际，跑出来要求平均再分配资源的空想。

    徐滇庆的主张是否脱离实际？
    应该说，一本通俗经济读物大量引用统计数据，并就许多疑难问题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济学运算，还能设法让普罗大众看懂，是不多见的，这也足以印证书作者的良苦用心和严谨创作态度。
    笔者赞同书作者在第16章提出的10项政策建议，包括促进公平竞争、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加大教育投资、消除由于价格等因素对经济系统所造成的扭曲、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以调节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系统等。《看懂中国贫富差距》书中对中国贫富差距形成和加大原因、“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政策导向的分析批评，也非常具有启发性。
    但仍需指出的是，这本书仍然暴露出学院派经济学家对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现实情况的巨大隔膜。举例来说，书中简单对比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由此判断中国劳动机械化程度会不断提高、不断节省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论证思路，并不契合现实情况。中国大陆能够借鉴美加等国实行大机械作业农场经营方式的农地面积较少，而且这些农地所属区域均为中国的工业发达地带或新兴地带，优质平原农地不断被地方政府、企业主和开发商圈占；除此之外，还需要认识到，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形成了广泛分散的田地承包关系，近几十年来农村改革又在经历合作社解体的过程，现代农业机械耕作的生产方式推行受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些地区通过城乡统筹试点改革，倒是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却是拿来大兴土木开发地产项目或办厂，集约化农业的收益显然也是比不过房地产的。
    又如，在谈及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是否持续下降、变化趋势是否合理问题时，书中尽管引用了中美等国家GDP总量、人均GDP、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等数据，却没有注意到简单使用总量和人均数据必然存在的关键硬伤——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无论是人均GDP，还是人均劳动报酬，亮丽的数据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收入人群所得粉饰而成，不能说明普通白领职员阶层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购买力变动。徐滇庆由前述数据开展的国家间对比，便显得毫无意义。
    关于最低工资线（法、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书中引用了斯蒂格利茨所著《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段话，“美国多数工人的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得多，因此最低工资立法对这些工人的失业毫无影响。然后，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最低工资立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非熟练工人包括刚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的失业”。这段引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斯蒂格利茨也反对设立最低工资制度，但问题是，斯蒂格利茨本人多次对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最低工资标准法案表示支持，认为此法案是“促使市场经济顺利运行一种重要手段”。事实上，即便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最低工资制度也不是所谓“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的政策选择，学界不少人都认同这一制度安排对调节财富分配、遏制贫富差距、保障弱势群体就业和生活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应该存在最低工资转移到应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
    书作者下了一个中国企业界“对低劳动成本的路径依赖”说法“纯属凭空杜撰”的断言，却没有提出细致有说服力的实证说明，而是空泛武断的指责官方、媒体、其他（赞同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学家在讨好民众，在迎合民粹主义。在随后的篇章中，书作者用更为激烈的语言斥责民粹主义，同样没有就具体事例（案例）进行阐释，而是劈头盖脸一顿骂，这不是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正常态度，有失冷静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