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滇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把握好了，我们会继续发展，如果政策出现错误，越南、印度等国家就会替代我们现在的位置，那样我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徐滇庆，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民营银行之父”，2003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著有《国际贸易税制与经济改革策略》、《政府与经济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书。
　　奔走于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徐滇庆先生行色匆匆，作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这一次回北京是为了他的新书《看懂中国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太敏感的话题，今年以来，学界对此发出了太多激烈的声音：80%的人应该涨工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中国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不能再做世界工厂……
　　然而，口号真能代替理性分析吗？
　　没有一个国家想做世界工厂，但不做世界工厂的代价，谁评估过？扔掉世界工厂的帽子，我们就能自动晋升为世界OFFICE？
　　在这些血性而豪迈的声音中，充满了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误解，甚至连什么是刘易斯拐点都还没搞清楚，学者们便大声疾呼、人云亦云，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又掺杂了太多民粹的声音，不充足的理性与过分的滥情互相激荡，令“涨工资”的声音俨然成了人间正道。
　　然而，谁来涨工资？靠政府操作，怎么惠及普通人？就算城市人口工资上涨了，农村人口怎么办？涨工资后，劳动力价格提升，中国制造将面临怎样沉重的打击？高端出口没能力，低端产业再自毁长城，靠什么来涨工资？这种拆屋烧柴式的思路，为何能冲破我们的理性？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把握好了，我们会继续发展，如果政策出现错误，越南、印度等国家就会替代我们现在的位置，那样我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徐滇庆先生其言殷殷。
　　只有理性的力量，才能使我们免于灾难，只有审慎与思考，才能把握未来。但愿，明天我们不会因今天而懊悔，不会无法面对徐滇庆先生的这本书。

　　贫富差距为何拉大
　　贫富差距拉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目前我们的基尼指数已高居亚洲第三，但我们要非常冷静地找到它的根源。
　　贫富差距源于三个方面，即生产、分配和再分配。在生产层面，应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垄断，在分配层面，要靠税收来调节，在再分配层面，即慈善，要有钱多出，没钱少出，实在不行，不仅不出，社会还要拉你一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三个方面如果把握好了，基尼指数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低。现在问题是在生产环节，垄断行为大量存在，资源垄断型企业太多，没能实现公平竞争，在分配层面，我们的税制有问题。
　　在发达国家，个税占整体税收的40%至60%，中国是6.8%，而国外企业税占整体税收30%左右，我们是75%。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企业税容易收，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企业老总与清洁工税负一样，税收起不到调节收入的作用。如果减少企业税收，变成工资发下来，政府再收个税，这样，收入高的人只好多缴税，这就很好地起到杠杆作用。就像国外一样，乍一看工资很高，可其中20至30%都交税了。对普通人来说，并没有加大负担。
　　中国税制应像国外那样，企业税占30%至40%，个税占25%至35%。房产税占25%至35%，以此抑制贫富差距。

　　涨工资不靠谱
　　今天很多人谈到要提高工资，理由是劳动报酬在GDP中比例逐年下降，这其实是计算错误造成的。
　　2004年，工资占GDP比例从46%下滑到40%，可检讨这一年，什么也没发生，可为什么滑坡这么厉害呢？因为工商局统计方式改变了，个体经济不再计算劳动报酬，一些私企为了逃税，人为做高员工工资成本，可这一改变，意味着9400万个体经营者没有工资，那么工资占GDP的比例能不下降吗？这不过是统计部门没能及时调整计算方式而已，而这个误会又被媒体放大了。
　　就我们测算，过去10年中，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与GDP基本保持同步。
　　喊涨工资容易，可谁来涨？靠政府吗？政府能覆盖多少人？对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政府怎么给他们涨工资？这样不仅不能减少贫富差距，还会拉大贫富差距。

　　刘易斯拐点还是蔡拐点
　　要缩小贫富差距，涨工资是歧路，从公平的角度看，有钱应先帮助最穷的人。不要忘了，我们中西部地区还有1至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国外发达国家平均农村人口为5%至8%，美国是0.8%，日本是2%，加拿大是2.4%，我们是38%，不要过高估计我们在劳动力转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中国农村只需要8000万劳动力，至少1.4亿剩余劳动力等待转出。如果工资涨上去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就减少了。
　　学者蔡先生多次提到刘易斯拐点，我说那不是刘易斯拐点，是蔡  拐点。因为他把定义搞错了，剩余劳动力的含义是边际劳动产出为零，也就是说这1.4亿人留在农村无法创造价值，与他们的年龄无关，与他们是否愿意出门打工无关。剩余劳动力转出并不等于是让他们去深圳，他们也可以在本地转移劳动力。
　　蔡先生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和刘易斯拐点没什么关系。

　　中国要警惕竞争对手
　　我去印度开学术研讨会，一名印度学者咬牙切齿地说，中国2009年新增就业机会1100万，可我们还不到50万，我气得要吐血了，订单都被中国人抢走了。
　　要看到，中国新增就业机会来之不易，很多国家都在争，1980年，中国所有经济指标都落后于印度，30年后，中国的GDP是印度的2.2倍，钢铁产量是印度的6倍，人均收入是印度的2.2倍，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3至5倍。
　　印度高科技确实很好，证券、软件、生物制药、银行等好于中国，但问题是印度是在用有限资源来发展高科技，怎么可能竞争过发达国家呢？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将数亿无组织的农民变成了有纪律、懂技术的产业工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今天印度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无组织的农民。
　　成为世界工厂，这是资源条件决定的，不是谁拍脑袋就能决定。二战后，美国是世界工厂，以后日本是世界工厂，以后转到亚洲四小龙，后来转到中国，每个阶段都是20年左右，中国已经当了30年世界工厂，剩余劳动力少了，早晚要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个人口大国，但这个接力棒，我们应先从沿海地区交给中西部地区，如果现在就交出去，内地1亿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
　　我在印度时说，印度要追上中国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印度不犯错，二是中国犯错。但愿我们能不犯错误，把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了，再去帮助别人。

　　谁会让我们犯错误
　　让我们犯错误的力量，来自多方面。
　　首先，是既得利益集团，我们许多举措推而不动，因为保持现状对既得利益集团最有利，给他们提供了腐败机会。
　　第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定义是迎合小市民眼前利益，无视国家民族长期发展，民粹主义的特点是不会长久，它不停地更换包装，它没有纲领、领袖和长远目标，好处拿到了，它就暂时消失了。在经济领域中，“涨工资”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呼声。民粹主义无法消灭，必须长期警惕。但有些情况不能看成是民粹，比如争取合法权益，这是正当的行为。民粹主义表面上看充满正义感，但实际上从民粹主义到福利主义，再到国家负债，最终走向战乱，民粹会伤害我们每个人的长期利益。
　　再有就是不规范的管理，比如限购，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这是经济学家制定的政策，我就要问你的老师是谁？你学过经济学没有？经济学是没有家庭概念的，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家庭是自然人的组合，如果以家庭为限购单位，那么就助长了假离婚的行为，一个政策影响了家庭的稳定性，破坏了我们社会的道德基础，岂不荒唐？

　　我们要对得起历史
　　贫富差距拉大，关键要把握生产、分配、再分配三个环节。中国基尼指数攀升，但我们社会保持了相对稳定，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同地区内，基尼指数尚在安全可控范围内，一般在0.3至0.35之间。对贫富差距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迷信教条。
　　我的这本书中，许多观点和流行说法不一致，今天大家都喊涨工资，这会加速货币流入民间，目前个人存款正快速攀升，一旦流通过剩，可能导致恶性通胀，受损失的将是低收入人群，则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如果能不犯错误，再有10至20年，我们就站住了，就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后人，如果发生了通胀，出现金融危机，我们将承受极大的损失。对于未来，我保持审慎的乐观，很多举措暂时推不动，但总会逐步解决，比如取消农业税，争论了那么长时间，最终不也解决了吗？
　　我们有决策失误，但一直在改善，所以我们要坚信改革的路径，因为其他的路径成本更高，拖延时间更长。
　　金融危机后，西方也在检讨，但很多问题学界也找不到解决方案，中国的问题虽然也很多，可大家还能看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应坚守中庸之道，不满意要讲出来，但也要承认我们在一步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