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主编。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多。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所以中国人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还要给世界贡献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这本书收录了姚洋过去八九年间写就的非专业性文章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说它们比较“严肃”，是因为它们所关注的主题比较宏大，且写作方式接近专业论文的风格；另一些不那么“严肃”的文章，比如，随笔、书评和杂文等则收入了他的另一本书《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前者主题宏大，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中国的改革及其成功和问题的深入剖析，显示了一名知识分子严肃的学术思考和公共表达。后者文笔流畅，文章风格雅俗共赏，反映了一个经济学者经世济民的心路历程。日前，姚洋接受了专访。
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问：“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
姚洋：我认为“模式”不是个很合适的提法。因为“模式”是个很固化的概念，而中国还处于发展之中，改革之中，好多事情都还没有定论，说它形成了“中国模式”是有些过的。
我这本书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说的是中国走过的一条道路。在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走出的道路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这其中确实有一些值得总结，甚至值得别国借鉴的东西。
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那说明中国太特殊了。我认为中国特殊论与美国特殊论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个人还是相信普世价值的。中国并不特殊，它是世界普遍性的一部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世界的普遍性到了各个国家，当然都会带有一些特殊性，但是这点儿特殊性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模式。各个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不足以抵消大家的一些共同认识。总结到社会秩序上来，那就是自由民主。有些人说中国文化就不适合搞民主，这是荒谬的；认为文化决定一个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理制度，从最低级的层次上说，这完全是一种偷懒的态度。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自由民主。在这个前提下怎么去走？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因为起点各不相同，每条道路上的风景也自然不同。先到达目的地的可以给后面的提供经验。我们一面可以吸取前者的经验，一面也可以给后者提供帮助。总之，全世界各个国家应该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同情有人说“中国模式”，至少他们没有偷懒，没有得过且过，而是总结出一些重要的东西，有一种民族的自觉。中国人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还要给世界贡献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问：您怎样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
姚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但是，现在中国正慢慢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会遇到各种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两极化等。
问：您提到，“北欧模式得以维持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对中国来说，北欧模式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姚洋：北欧模式是值得大家向往的模式，但是大国与小国的可比性是很低的。
我认为可以吸取的经验有两点：一是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让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学。二是政府收缴的税要花回民众身上。让所有的人对自己缴纳的税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明明白白知道自己从政府那儿得到了哪些利益。这样民众才会认同，才不会抱怨。
“标本固元法”缩小贫富差
问：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新华社研究员认为中国的基尼指数目前实际已经超过0.5。我国应该怎样缩小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呢？
姚洋：0.4算是个过渡期吧，超过0.5还是很危险的。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就是“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但是具体的方案还一直没有拿出来。
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的确是个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解决的方式应该采取标本兼治。
治标的办法就是多一些再分配。政府应该减少投资，鼓励私人去做投资，比如搞基础设施、搞公共事业。国家可以腾出钱来改善老百姓的福利。比如我们的社保，养老保险的个人空账非常大，因为养老保险是从1999年才开始缴纳的，之前有好多年是没有缴纳的。能不能有个计划，用多少年把这个空账的窟窿补上。还有，在医疗方面以及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上可不可以增大一些保障和补偿力度。
治本的办法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受教育水平。比如进城打工的这2.6亿人，其中80%只有初中或者以下的教育水平。我们总在提“产业升级”，但工人的教育水平低，怎么能做到“产业升级”呢？我们的制造能力跟不上，而制造能力是与工人高度相关的。比如装修房子，那些装修工人你不看着，他就可能胡来，其实这不是他有意使坏，而的确是因为他个人素质太低，没有经过培训，没有一套施工的标准。现在不可能让他们重回正规的教育，只能是做职业培训。我们可以发基本建设国债，为什么不能发一些定向的职业培训国债？我们上上下下的基本概念里认为只有基础建设才是真正的投资，意识不到拆了修，修了拆是种极大的浪费。提高他们的技能，不仅使他们本身得利，而且全社会都受益。现在很多企业虽然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工人的培训，但是却很少去实施，因为公司担心工人素质提高后跳槽，对公司来说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的基层工人大多是进城的打工者，他们没有经过多少培训。清华大学的李强老师提出重新恢复“八级工制”。我很赞成这种提法。要重新建立起来这样一套制度，让工人有奔头、有追求。因为人都要有动力，收入是一方面，社会地位是另一方面。现在这些第二代的进城打工者，他们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农村，所以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很可能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
问：为期一个多月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见于5月31日结束，共征集到23万条反馈意见，创下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您认为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对缩小贫富差距会有多大的作用？
姚洋：如果公布的数据都是准确的，那么会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很大。因为本来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也不是特别高（约0.39）。
提高起征点这只是个税改革的一个方面。我认为还需要改变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把按月缴税改成按年缴税，这在管理上要求建立起劳动者档案，确实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但是我认为按家庭来缴税，目前来说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更具合理性的。因为有些家庭中可能一方没有工作。
保增长与抗通胀 “跷跷板”上找平衡
问：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您认为我们当下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姚洋：当下最急迫的问题当然就是通胀压力。
问：随着宏调政策的效力渐显，GDP增幅降至一位数。虽然8%到9%的GDP增幅依然属高增速，但对于习惯了双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有些人似乎难以适应。近期，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并借此呼吁政策放松的言论不断出现。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姚洋：在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肯定是要左右摇摆的，在其中寻求一种平衡。对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两者的关系调整得好多了。从数据上来看，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波动都小了很多。
中国经济已经启动了，要减速不是那么容易，除非下猛药，但是那样也会面临失业等痛苦。
问：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不会是一蹴而就，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享受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中国将不得不忍受较高的通胀水平。那么您认为我国的通胀情况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
姚洋：我们这轮通胀压力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长期因素，经常项目盈余太多；另外一个因素，就是2009年发的货币实在太过量了，会有一个两年左右的后期效应。
所以我觉得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不太大。当然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到底会有多少热钱涌入。
问：能不能找到好的策略来对抗通胀呢？
姚洋：首先肯定一点，要把通胀降到2%，这在中国是很困难的。所以还是要找到保增长和抗通胀中间的一条路。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期里，要么名义汇率升值，要么产生通胀。两者必居其一。
我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先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再根据这个目标来调汇率。这样对汇率也不会有升或不升的争议。要有一个“rule”在其中，才不会像现在“压下葫芦浮起瓢”。一味地提升准备金率终究不是办法。
问：您怎样看待“不将利率转正遏制通胀只是空话”这样的观点？
姚洋：利率是调节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实际利率为负肯定不利于遏制总需求，但政府可以通过数量手段控制信贷规模。当然，数量手段往往演变为行政手段，会加剧经济的扭曲。
问：近几年，许多城市超高速发展。一些城市的发展口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在“中国的账面GDP”一文中您也指出“大拆大建是促进GDP增长的最快手段，但是这种增长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性的。”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平衡，需要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姚洋：“要注重GDP质量，不要只关注速度”，这个问题提了很长时间，但为什么还做不到呢？
在经济学里有个很著名的定理，就是说当一个人任务很多的时候，他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容易度量的那个任务上去。什么最容易度量呢？当然是GDP增长，盖了多少高楼，修了多少马路，是很明显的。老百姓参政意识要加强，更多地参与意见，领导才能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我认为这是首先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