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爱伦·S·鲁宾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国内曾有学者指出，“预算是一种制度，它以复杂的技术、精确的数据告诉人民，他们的政府打算做什么，以及做了些什么。正是通过数据与图表，预算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确定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进而划定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预算问题不仅仅归于行政管理、治理、技术操作的范畴，而且也直接有关政府的合法性。
    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公共行政学教授、公共行政学家和公共预算专家爱伦?S.鲁宾所著的《阶级、税收和权力——美国的城市预算》一书，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城市预算制度演进历程进行了回顾。城市预算之所以重要，其基本原因在于，美国城市预算改革（相关制度的改革、调整、摸索）早于并影响美国州和国家层面的改革，有助于人们理解国家层面预算制度的特点、弊病并思考改进方式（及其可能性、可操作性）。甚至可以说，城市预算制度演进，与美国民主制度、征税制度与体系、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范畴的变化直接相关。
    城市为公民提供了直接的服务，我们不妨理解为，纳税人付费向政府购买他们所需服务。当政府行为失当时，公民可以取回控制权、拒绝纳税义务。爱伦?S.鲁宾在本书末尾意味深长的指出，“若城市希望公民心甘情愿地纳税，预算不仅需要被公民理解，也需要为公民接纳。民主制的根基正式定期与公民沟通，了解他们愿意付出多少，而政府又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因此，公共财政与公共预算的基本特征不仅包括公开性，而且还反映为纳税人与收税方真实互动的途径、渠道、评估方式。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最早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随着激越的技术革新、经济发展，以及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原有征税和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已经不能适应需求，地方政府必须大量投资于城市公共交通、文化、医疗、市政以及基础教育等项目，提高税率、扩展税种不可避免——在经济发展、公民及其家庭收入增长同向“水涨船高”的时候，城市市政当局的征税新动作还可以被公民所容忍，但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萧条，或者富有的工商业者认为所获得的公共服务与自己需缴纳的新增税款不相称时，抗税活动就会发生。《阶级、税收和权力——美国的城市预算》第2章就介绍了美国历史上，多个城市曾频繁发生的公民抗税活动。
    抗税活动直接造成城市征税锐减，不仅本来准备增收的部分收不上来，而且原有税基也大受影响，由此引发短时间的城市治理危机。接下来，就必然驱动市政当局与各类各阶层利益相关者谈判，在体制范畴内重新制定征税规则，以及税收使用及其效益披露的制度——很显然，抗税活动不能简单定义为对政治和征税制度的破坏动作，本身就带有建设性。
    市政需求和征税收入来源受限结合引发了作为控制手段的预算（制度）出现。其后（1895-1915，进步时代），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积极推动预算改革，使市政管理进一步适应城市化进程、满足公民需求，确保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城市财政经费得到合理使用，减少贪污。
    进步时代预算改革提高了预算运行效率，一些美国城市进行了分项列支预算控制的尝试，驱动相关城市治理模式作了调整。在后进步时代（1915-1945）和二战之后两个阶段，预算改革在美国城市仍未停止，市政当局与城市议会之间、城市与州政府之间（以及美国联邦）、市政当局内部市长与各部门之间因争取选民特别是富有工商阶层支持，不断进行制度博弈、更新公共财政和预算的评估标准。总体而言，预算在趋于细化、平衡化，不断更新完善预算的会计、报告与借贷的各种形式，不断增加对预算决策和执行的监督。《阶级、税收和权力——美国的城市预算》这本书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内，美国一些城市预算制度改革博弈过程的翔实案例，具有很高的操作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