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经济学》这本书界定的研究对象，是1670年—1730年间横行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盗。弄清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有人因为看了《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生出冲动，读完此书又进一步坚定了信念，当真跑去满世界找海盗，哭着喊着要加入其中，那就坏了。
    海盗题材的小说和电影，往往不仅刻画出罗宾汉式惩恶扬善、劫富济贫的海盗领袖，而且还将海盗群体说成是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和手足之情一类的浪漫理想而选择“登上贼船”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欧洲国家的案卷资料都显示，海盗“惩恶扬善、劫富济贫”之说极不确切。前述那个海盗黄金岁月里，无论在欧洲各国，还是非洲、美洲各殖民地，从平民到商人都对海盗切齿痛恨，没有谁像今天的电影粉丝那样对海盗给予同情和理解。
    《海盗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彼得·里森也指出，在海盗船上，人们确实能享有更多的自由，能在更大程度上分享权力并且更加团结，但这都不过是他们用以保证犯罪帮派协作效率的手段方式而已。《海盗经济学》一书剖析归纳的这方面手段方式，都服务于海盗群体的犯罪目的，他们并不创造任何财富惠及社会，而是对其他人的财富敲骨吸髓。简而言之，没必要追捧、膜拜海盗。
    但黄金时期的海盗群体（团伙）仍然值得研究，在当时欧洲多个海军强国的围剿下，在商船普遍装备大口径火炮等对抗武器的前提下，这伙人仍然长期为患海域——不能不说，那个时期的海盗，表现出了比欧洲海军、殖民地武装力量、商船企业更高的灵活性和效率，甚至出现了商船遇到海盗普遍放弃抵抗、被俘船员争相恐后表态加入海盗的普遍情况。《海盗经济学》这本书就是试图以经济学方法，基于翔实的史料，追寻上述反常背后的奥秘。
    书作者彼得·里森，今年才32岁，却在30岁时就已成为了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这位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年轻人指出，如果将海盗营生看成是门生意，海盗个体和群体都完全适合以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三大假设来解释，即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理性的、人会受激励驱使。这三大假设集合在一起，产生了海盗团伙运作体系的几项核心特性：海盗比任何近现代国家都更早的采用了民主产生领导人，善于达成团伙行动、利益分配等环节上集权与分权制衡的统一，海盗领袖滥权的可能性大大低于合法政治、经济组织领导人；自行搭建了运作有效的内部公共秩序并确保规则被成员所遵守；领先欧美国家解放黑人和妇女、破除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实现同工同酬和劳动保障。
    前面已经说了，海盗是个犯罪帮派、团伙，其中的成员根本不遵守国家法律，草菅人命更是家常便饭，但就是这样，他们内部也需要建构一套公共秩序、重新推行一套有利于安全和高效打劫的规则，让海盗个体成员都不必把注意力放在警惕团伙之上。否则，一群心怀鬼胎、找准机会就对同伙下手的海盗，怎么可能在追逐利润的联手冒险之旅中压倒商船，并成功从各国海军的围剿中逃脱？有意思的是，海盗内部推行的公共秩序，在防止个体行为的负外部性方面，成效远高于合法政治和经济组织，譬如，嗜酒如命的一些海盗若晚上还要饮酒，只能去甲板而不能进舱干扰其他人休息，而海盗烟鬼决计不会在船上的禁烟区（如弹药库）吸烟。
    海盗为提高打劫效率，采用了大量类似于现代工商企业的策略，这些策略背后，也同样反映出他们对经济学原则的遵从。首先，他们通过挂上合法商船所用旗帜、在甲板上堆放货物等手段，迷惑海上正常航行的商船等船只，以期悄然接近目标，后者等到发现海盗船真实面目时已难以逃脱。
    其次，海盗为求打劫效果最大化，必须设法增强对商船的威慑效力，使其相信抵抗必然导致屠杀、投降可以保命两种选择带来的后果，为此，海盗船上悬挂黑色骷髅旗、“快乐罗杰”旗帜，并坚持按预先承诺处置抵抗失败或投降的俘虏。再加上海盗团伙有意定期向报纸等媒体放风，使得其“品牌”包装显然大获成功，经常出现成十上百人的商船不抵抗向几人组成的小海盗船投降的个例。
    第三，为防止商船俘虏消极抵抗（如被俘后隐藏、损害乃至向海里抛洒财物，拒绝交代值钱货物藏在哪里），海盗群体对不合作者使用酷刑，在费尽周折拿到战利品后烧掉商船，这些消息通过媒体和曾被海盗俘虏的船员传播后，进一步强化了海盗的疯狂形象，让商船俘虏增加了选择消极抵抗的顾虑。
    第四，除个别稀缺技术人才外，海盗团伙招募新成员采用尊重被招募者意愿的双向选择方式，而不是强制入伙，道理很简单，被强迫加入团伙的人常常想着复仇，设法在海盗交战等关键时刻充当“无间道”。
    凯恩斯曾说，许多人行动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不知不觉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海盗经济学》这本书再度阐释了凯恩斯所言，有助于让人们重新认识经济学，遵照经济学等学科规律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