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2年，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出现了若干令人困惑的问题。因此，人们都在深入反思中国的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胡德平的专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文谈一点阅读本书后的感想。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在改革亟待推进的今天，这本书这样提出问题，很有启示意义。回顾改革的初衷和改革艰难曲折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总结研究当前的改革。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的改革者来说，重温改革先驱者的思想和实践，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中国的改革。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一书，从陕西的农民理论家杨伟名等人的改革思想谈起，成为本书的一个特色。
　　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文革”就不会有改革。这种认识虽有其道理，但不够彻底和全面。我国的改革有它历史的必然性。陕西户县的农村党员杨伟名等三人，于1962年5月10日完稿的《当前形势感怀》一文（又名《一叶知秋》），就生动反映了我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面对那时我国的严峻形势，杨伟名坦率地指出：
　　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农民理论家对形势的这种估量，是严肃慎重之言。他们说，“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经再三考虑，确认无误，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表述如上。这种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不“欺人自欺”的学风和文风，至今令人钦敬！
　　杨伟名等人的文章认为，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本书简要介绍了他们提出的办法，主要有：
　　一类物资（指粮、棉、油）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 “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杨伟名等人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概念，突出的有：
　　“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即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这不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
　　“社会主义初期”。杨伟名等人认为，1955年合作化以后，我国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是进入“社会主义初期”。本书作者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生态表述”。这是恰当的评价。
　　这三位农民理论家实际上是设计了一张我国改革的蓝图，不但有实施办法，而且有理论。本书作者称之为我国改革的“先驱者”、“先知先觉者”。他们的设计，如农村的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发展中小型工商业等，已成为今天的现实。不幸的是，他们的可贵探索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并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 “文革”中，杨伟名与妻子含冤自杀。
　　陕西省委原副书记牟玲生同志，在纪念《当前形势感怀》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说：历经40年的风风雨雨，实践证明，杨伟名对城乡经济和社会主义阶段性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作为农民思想家他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问题上，领袖与农民之争，真理在农民手里。这是实践的结论，历史的结论。（见牟玲生《躬行集》第二集第52页）这场领袖与农民之争，实质上是权力与真理的较量，权力暂时胜利了，但最终是真理的胜利！
　　本书作者说：杨伟名等人的悲剧在前，安徽小岗村的成功在后，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证明了我国改革大业的历史积因，证明了历史逻辑的必然性。“逆人民意见行事，则国危；顺群众意愿执政，则国安。”
　　在这样的大视角下，再来审视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和主张，才有厚实的基础。本书在叙述胡耀邦的改革思想之前，先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三位农民思想家的改革思想和主张，是很有道理的。
　　本书作者既是一名中共党员，又是书中主人公之子。作者不回避这两重角色的关系。他从自己占有的耀邦同志的材料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径直探寻耀邦同志的精神世界，解读他的心路历程。由于耀邦同志是中国改革伟业的中心人物之一，因而这种探索和研究对理解中国的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胡耀邦对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他的注意力在于，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
　　在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发展我国的经济进言。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胡耀邦着力剖析了苏联经济体制（他称之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弊病，认为完全缩回到或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他在进言信中提出，中国应走“亦工亦农、农工结合”的新路，主张让公社和社员办工业。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我国改革以来，农村先是办了社队企业，以后发展为乡镇企业，最后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这说明耀邦的改革思路是符合我国改革实践的。但在当时，写这样的进言信，真有点“不识时务”！幸好，这封信只是石沉大海，没有像杨伟名的文章那样被“重视”，没有被扣上什么帽子。耀邦在同我们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曾讲到，“文革”中，他满怀希望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结果是如石沉大海，使他很失望。大概就是指这一封信。
　　耀邦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十分关心。他尖锐地提出：
　　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这个问题，目前仍是议论的热点，改革的难点。
　　“全民皆富”、“共同富裕”，是耀邦改革思想的着力点。他还提出：
　　劳动结合，主要是“亦工亦农”可以使农业直接取得工业的支援，可以使两者直接地互相促进，因而可以使农村迅速地不断地共同富裕。
　　可贵的是，在那普遍贫穷的年代，胡耀邦就很有远见地提出，将来发展起来之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耀邦认为，在发展中出现不平衡状态，出现贫富悬殊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从领导来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这就是：
　　放手让某些部分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向前冒，同时鼓励和帮助落后的部分往前追。在适当的时候，运用说服的办法要求先进的部分给落后的部分以兄弟般的支援；供（使）落后的部分跟上来。
　　这些思路和办法，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耀邦同志对中国改革的思想和主张，是早有酝酿的。但正如德平在书中所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脑子里固有的，而是党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中概括出来的。”
　　胡耀邦集中讲经济方面的改革问题，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他在讲农村改革时，也没有提农民的政治权利，更没有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同当时的历史环境直接有关。但我们可以判断，他对此一定有感受。他在进言信中说：“两年多来，数十次也许是百多次要提起笔来”给主席写封信，但一再“把这个念头打落了”。胡耀邦是党的中央委员，要给主席写一封进言信，竟如此之难，这足以说明政治体制的状况了。他在思想上能没有感触吗？胡耀邦同我们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多次讲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发展民主、党内要有健全的民主政治生活等问题，《理论动态》发表多篇有关文章（均由耀邦审阅定稿）。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这个文件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耀邦的思想渊源。
　　本书作者提出：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为何要改革的道理寻问到底，如贫富问题、公共资源问题、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一直要问到一加一等于二，像自然数公理那样的程度，才能找准我们改革的出发点。这样才能避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
　　只有这些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等诸多问题，都能逐渐解决，我国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趋于一致。
　　找准并重温改革的出发点，并使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趋于一致，这些，都是当前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深入思考、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本书，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关于中国改革思想史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