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晓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今年3月的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核危机，在制度文化层面，已经对该国防灾救灾体系、政治体制、社会关系、能源政策等方面造成影响。我们是否需要改变对日本能源政策的既有评价，曾经成为中国政企学各界虚心学习榜样的日本经验，究竟是不是还靠谱，非常值得推究。
　　日本是个缺乏能源资源的国家，由此形成了制约该国发展的致命障碍。为了突破这道瓶颈，日本曾不惜在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在二战中偷袭美国，目的就在于印尼的石油。挑战、偷袭的结果是，日本数年后确实暂时消除了能源紧张局面，因为他们战败，很大一部分重化工项目等高耗能工业基础战争中被摧毁，剩下的产业，也大多被美军占领当局控制。
　　冷战的爆发、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改变了长期占领并最大化遏制日本的政策，转为助推日本经济复苏和崛起。日本又宿命般的回到了“高速成长发展与能源短缺”的轨道。失去了军事扩张、占领别国领土并攫取资源的可能，执掌这个岛国的政企精英被迫强化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及变化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建设，在长期稳定的能源宏观政策导向下，不断变换具体的中观、微观能源保障政策，奇迹般的突破了能源瓶颈约束。
　　日本战后的改良型国家体制（又称1955年体制）确立后，为适应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实现了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消费和供应结构，为之配套改进了外汇管理等政策。在1960年代，日本人就意识到能源供应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强调本国石油精炼业对国际石油资本的独立性，以国家之力，成立石油开发公团，加大进口能源供应地的分散化和海外原油的自主开发率。此阶段，日本也开始部署取信于美国、引进和平利用开发核能的相关技术和设备。
　　经济的超快发展，重新奠定了日本重化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也造成严峻的能源环境问题；而1970年代两次爆发的石油危机，更凸显了严重依赖外部供应的能源政策的被动和危险。日本为之同时开启了能源政策两方面的转型，一是告别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努力实现“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协调的发展目标；二是提高对外部问题造成能源危机的应急管理能力。《战后日本能源政策》一书将这个阶段日本能源危机管理切分为三个层面的目标：能源量的确保、能源价格的合理、国民心理的稳定，并有效配备了政府对外能源合作政策、节能政策、石油替代政策、石油储备政策，推动日本本土企业适应能源紧缺的背景实施转型。
　　尽管1990年代至今，日本政局陷于前所未有的震荡，但能源政策的推行及相关改革仍延续了既定的导向，这就使得日本的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逐年下降，其能源利用效率继续大幅改善、能源自主开发比率不断上升，在节能技术研究及应用等多方面成为其他多个国家的标杆。在国际原油价格频繁波动的若干时期，能源匮乏的日本收到的直接冲击，反而远远低于中国等国家——《战后日本能源政策》一书为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日本构建了较为成熟的能源安全平台，提高了抵御各种能源风险的“免疫力”、“适应力”和“恢复力”，成功地吸收和转化了能源风险。
　　此次地震+核危机暴露出了日本能源安全平台的重大隐患，但确切来说，这只是该国确定核电立国方略后，未能与其能源政策中对紧急情况的应对机制很好结合的一种局部体现。日本能源政策的经验特别是着眼长远、注重用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来扭转单一能源品种依赖的做法，仍然值得中国政企学各界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