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杭州，秋色渐浓。我决定来杭州住上数日。玉皇山下，西湖长桥生态公园，是我每天上午出来看书和散步的地方。下午回到宾馆，会为一些杂志社审阅论文或者思考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
这是一个目前被广为接受的命题：中国经济内部结构严重失衡。不仅如此，这个内部的失衡通过贸易渠道进而导致全球经济的失衡。中国需要承担责任，通过平衡内部的结构来帮助全球经济恢复平衡。过去，坊间为了讥讽经济学家，往往说10个经济学家会冒出11个观点。可是现在，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却出现了少有的一致性。我实在好奇这其中的缘由。
我曾经向我的学生们谈过我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的一些批评。这些批评的想法是这两年积累起来的。只是近来我在读书时发现，可以把我的这些想法放到一个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批评的框架中去。这样，对失衡论的批评就有了理论的基础。
我知道，结构失衡说深得人心，不仅因为它逻辑简单，易于推理，恐怕更是因为这样的说法做到了“政治上正确”(polilically
correct)。首先在美国，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说毫无疑问符合美国的主流政治，也给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衰退、失业以及金融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替罪羊”。而结构失衡说在中国国内也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情绪，与国内新左派的(反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潮和价值取向较为吻合。在新左派知识分子眼中，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进而导致消费不足，必将形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乃至停滞。这个逻辑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当然是一致的，更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派经济学家(如卢森堡和斯威齐等人)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消费不足”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可是，尽管“政治上正确”建立在这种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之上的结构失衡说却是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严重误判。在经济学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严重的缺失，常常仅为极少数左派经济学家用来宣泄对市场经济的偏见和仇视，也多在经济萧条时浮出水面，根本无法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经验提供正确的理论解释。因而他们大多数是过眼烟云，在经济学说史上难以留驻光彩。
传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大行其道，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名字——“三驾马车”。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就是从这个“三驾马车”的机械运动和并不可靠的统计数据中简单推论出来的。根据这个三驾马车来推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在内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外则必然产生过度的顺差积压。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快，由于全球化导致的资本流动和跨国生产方式的变化，统计失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中国经济而言，很多时序数据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很大，不经过可靠的方法来调整“毛数据”就直接拿来说事是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的。统计重要了不等于统计可靠了。在国内，被广泛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比例关系的证据，有些可能就是统计失真本身造成的伪象。
我曾经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谨慎解读关于消费、投资以及劳动收入占比等这些时序数据，如何把数据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规模的背景中去加以考虑。的确，在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模式时，不能忘记的是它的巨大规模。巨大的经济规模(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很容易使许多现象被放大尺寸，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比如，很多人只看到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巨大就认为中国经济有过分依赖外资的倾向，殊不知即使在最高投资年份，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超出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10%，大多数年份仅占5%不到，比很多被认为不怎么依靠外资的经济体(如印度、韩国等)都低。
作为正统的经济学家，正确的观点应该建立在一般均衡的概念之上。比如汇率问题，假如人民币真的被严重低估了，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应该观察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出那些与中国有相似出口产品结构的经济体(如东南亚国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国际上，被政治家们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贸易失衡问题也与存在明显漏洞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统计方法脱不了干系。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把失真的统计造成的假象当真了。前不久，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法国参议院讲话时说，是错误的贸易统计方式，导致中美贸易看似失衡，人民币升值无助解决问题。当前有关贸易不平衡的论调，是建立在“存在明显漏洞”的统计标准上的。
他认为，一些统计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概念与标准，如“原产国”、“国民”和“非国民”等，已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沿用旧标准已导致计算结果失真。拉米以电子产品iPod为例指出，产品从设计到完成，产业链往往涉及多国，“世界制造”越来越多，一国制造越来越少。拉米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套iPod，美海关就将整件产品的价值(150美元)计入进口数据，好像这套产品完全出自中国……实际上，150美元中，只有10美元来自中国，其余部分只能称为再出口。”
由于全球化和国际生产链条的重新布局，中国的加工贸易获得了迅速的扩张，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实际上采取了干预政策以执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和实现顺差的最大化。相反，中国的一般贸易一直保持着逆差。所以，区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对于解释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是至关重要的。
而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评论正好构成了傅勇的短论集《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与预言》的核心内容。他在导读中提到：“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浪费式的和低效率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这类观点通常指向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如下一些基础之上的：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或许还包括开头提到的高房价。这构成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担忧和困惑。”而傅勇把这些不平衡理解为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起点和基础。这超越了很多人的看法。
我同意傅勇在他的书中给出的大多数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其实并不“另类”。仍以贸易为例。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国家，追求出口和顺差。从统计上看，中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40%，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即贸易依存度)接近70%，但是，“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很低，而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只有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才计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只占到10%，远远低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0%，以及20%左右的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指标。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出现下滑；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势头；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经济增长仍在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出口变动从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也表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至少已部分‘脱钩’(decouple)”。
傅勇认为，中国经济看上去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这些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经达到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在我看来，这样的看法与经济学的“库兹涅茨命题”是一致的。而后者是经济学家本来就应获取的基本价值观。
傅勇最近刚刚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的学术专著《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寻高增长低发展的制度根源》。这本短论集又敞开了作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多角度分析。自由、发散、勤奋和智慧等这些品性也更好地反映在这本书中。
2007年，傅勇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短短几年，他在经济研究和评论两个方面齐头并进，取得丰富的业绩，受到学界和财经界的高度关注。作为他的导师，我备感欣慰。受傅勇之托，写下以上简短文字，是为序。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