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几个角度写成《黑石的起点,我的顶点》一书。
首先,是作为贫穷的希腊移民之子。我的父母在17岁时来到美国,没钱,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受教育程度。他们工作,然后省钱,如此往复,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创造生活。很幸运,我成为他们劳动和付出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我才能在这个有着无限可能的国度获得教育,追逐梦想。
其次,我也从5个孩子的父亲、9个孙儿的祖父这一角度来著述本书。我希望我的晚辈们能享有我曾享有的机遇,能明白他们也可以践行美国梦。“美国梦”是我们美国的说法,但它并不只属于美国。它是一种机会,一种通过由自我目标激发的、不受人为限制的进取心和才能来塑造生活的机会——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机会。
然而,我担心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可能无法享有我曾拥有的机会,我担心按照美国当前的趋势,压在后辈人身上的债务负担可能会限制他们的选择空间,阻碍他们的雄心壮志。
我著写本书的第三个角度是作为前商务部部长。理查德·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我在政府中任职。我见证了尼克松总统努力建设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得不说的是,近些年来我们两国的巨大反差让我惊讶不已。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从一个小规模新兴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希望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之首。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的经济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人均收入也以几乎同样飞快的速度提高。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贸易呈指数增长,为自身积累了将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中国有着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如今,它正动用储蓄为未来的发展进行投资。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年增长20%。自2007年以来,风能产量已提高了7倍,这使中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领军者。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与美国州际系统相当。除此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系统,并且还计划在2010年~2015年间让高铁的规模翻一番。这些投资能促进商业和生产力,因为农民和企业能更快速地把产品运往越来越兴旺的市场。
在过去的40年中,我的祖国关注的是消费和举债,而不是储蓄和投资。在最近的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人仅储存工资的1%。我们的消费狂潮是由债务推动的(包括个人债务和公共债务)。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超过9万亿美元。其中,1万亿多美元的债务由中国持有。
美国人看到远方等待他们的是堆积如山的债务。由于美国退休职工的数量在未来20年会增长75%,缺乏拨款的养老金、医疗费、我国所谓的政府津贴以及退休计划将需要大量的举债。加大举债将导致利息支出和税收的飞涨。到2035年,利息支出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这几乎等于如今联邦政府在教育、研发以及基础设施方面拨款的三倍。我们的经济将缺乏增长的能量。
我们两国的故事并不是相独立而演绎的。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债权国。它对美国债务的购买使美国人能扩大消费——我们每年消费的商品中,超过3600亿美元的商品来自中国。中国为美国人提供似乎无穷无尽的信贷来购买中国产品,这种情况对我们两国的长期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随着美国面临愈发严峻的债务问题,中国也面临着需求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国消费和出口,因为国内需求过低。
大量的外汇储备和控制下的汇率同样增加了中国的通胀压力,这会使中国的财富缩水。虽然中国的高储蓄率值得称赞,但是这些储蓄要确保用于能带来良好收益、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投资。此外,由于中国65岁以上公民的比例在2050年有望达到现在的三倍,因此中国面临着甚至比美国还艰难的人口结构挑战。中国的储蓄额将会因此下降,因此当今中国更迫切需要明智地投资。
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同样有着地缘政治的影响。如果美国继续依靠中国来为逐渐增长的债务买单,那么美国的主权将会被削弱。这一点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可见一斑。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债权国会对有关联邦住房机构的决定作何反应。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继续严重依赖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它将有可能激发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抵制。在美国,中国业已被许多人包括许多国会议员视为竞争威胁和失业根源。
任何友谊都有出现一些关系紧张的时候,但是当双方的关系过于受经济问题的影响而复杂不已时,双方很难在任何领域合作。在21世纪,中美两国要想成功,就需要在一系列领域中合作,包括贸易、商业、环境、能源以及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的国家安全。解决双边的商业利益问题,让两国的经济回到可持续的、能为两国17亿人民提供工作和机遇的长期增长轨道中,这对双方来说是互利共赢的。
在《黑石的起点,我的顶点》中,我讲述了我的人生和职业经历,那时正值美国发展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国家之时。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将出现类似的崛起。我不变的希望是,未来的美国人和中国人能继续成为朋友,享有改善生活水平、实现自我梦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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