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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再平衡

“高储蓄”之惑

我们可以捋出这样一条一般经济活动的线索：投资—要素分配（初次和二次）—形成部门收入—消费—最后剩下的才是储蓄—投资和净出口（储蓄是要花掉的）。
　　现在很多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观点都是割裂地看以上线索的某一个片断，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例如从收入到消费，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形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合理因素：比如人口结构产生的红利释放，过去30年，中国的人口参与率还在继续提高（能持续至2015年），赡养比例一直在降低；还有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的收入大幅提高；还有比如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孩未来成家需要更多的储蓄积累；当然提得更多的是，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缺陷，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张安全的保障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
　　这些因素充分反映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现阶段中国家庭的高储蓄基本也符合这一规律。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近20年来一直维持在20％上下的高位，低的时候17％，高的时候22.9％，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和中国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印度的家庭储蓄率是22％；日本在进入老年化之前（20世纪90年代前），其家庭储蓄率也在15％~20％的高位；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家庭的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约为25%。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储蓄的部门结构，谁在进行储蓄呢？
　　我们发现，21世纪以来，1999~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比例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从1999年的20.2%上升至2007年的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2.7%上升至2007年的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从1999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20%）。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从这个角度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等。当然，对于当下功效最为显著的可能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中欧商学院黄少卿博士的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每年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亿元。
　　在我看来，关于中国高储蓄的研究不能就此为止。因为围绕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还只是在政府经济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是回避掉了近十年来中国高储蓄率异常增加的关键。
　　如果我们仅停留于此而不作进一步探讨，还容易陷入另一个逻辑的误区：高储蓄成了高投资的合理注解。
　　“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次优选择”，“不要妖魔化投资”，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政策解读。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即消费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掉这些储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资，二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只剩下投资，否则经济要平衡，就只能减少产出（通货紧缩）。为了免于通缩，扩大投资就成了次优选择。
　　其实我想要进一步阐述的观点是，从储蓄形成到用掉，再到下一期储蓄的形成，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循环来看，不可分割。在以上储蓄形成的完整线索中，只有正确理解从投资到要素分配的过程，我们才能把握当下中国高储蓄的精要以及未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过程又取决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
　　“高储蓄必然高投资”，我认为这是为强化投资主导的合理性所作的注释。当然高储蓄意味着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廉，会刺激投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表象的背后。一个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几乎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只要其愿意，在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关键还是要看高储蓄掌控在谁的手中。如果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剩余了越来越多的钱，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同时他们还垄断了资源配置中枢（金融），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压制家庭部门的储蓄所得，获取最大的投资收益。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这似乎倒是“必然”的。投资的经济原理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会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会持续下降。从1996~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国内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就彻底结束了。
　　期望进一步加大投资，以消化前一期已经不能被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重续这个循环，那么投资带来的下一期的新增储蓄怎么办？这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用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吗？
　　如此，中国人自己给自己造了一条高储蓄的“悬河”，如果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也还会越来越低。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的高储蓄率回归正常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而这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既有的政府主导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被进一步证明为近十年中国高储蓄率开始快速增长的根源。中国的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这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通过结构性改革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品牌、商誉和零售。这样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终就能形成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城市化的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环就能持久，而它将引导中国进入排浪式的、靠内需增长的长周期。
　　具体来讲，资源配置的中枢—金融部门的变革是关键中的关键。金融上的“劫贫济富”制造了相当规模的中国剩余扭曲。
　　中国的金融结构基本由四大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但是，能够从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只有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用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更关键的是，这种金融结构人为压低了利率，导致银行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支持大型企业和富人。这相当于用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根据黄少卿的测算，由于人为地压制存款利率，企业部门每年至少少支付了3个百分点的贷款利率给家庭，约合7850亿元人民币。
　　开放民间资本金融准入的禁区，实现金融普惠制是根本。当然，放松金融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也是一个不错的见效快的政策选择。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但对家庭和企业来说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
　　（201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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