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机与威胁同理，不是不存在，而是看不到。当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还只停留在宝莱坞歌舞与瑜伽圣地，以为中印的国力较量纯属印度人的一相情愿，印度的大型私企们已经绘制好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蓝图，并付诸实践。潘松有十多年在印度的工作经历，与印度的大型私企建立起良好关系。为了本书的写作，他深入研究印度真正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还采访了印度曼莫汉·辛格政府的七位内阁部长，力图为中国企业界全面引入印度企业的成功经验。

　　问：国内对印度崛起的关注在持续升温，谈谈你写这本书的缘起?
　　潘松：几年前我去纽约的曼哈顿，看到洛克菲勒大厦里全都是私有企业的总部，马上想到在印度工作时的一些感触。印度的持续崛起，我认为核心优势在于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中国30年前没有私营企业，而印度许多私营企业的历史已经长达百年，如塔塔集团和比尔拉集团。印度的私营经济已经走向成熟、体系庞大，而且已经站在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前列。它们一直在慢慢成长，成长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中国企业肯定会有竞争和威胁。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旦一种竞争力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有爆发力，到时再想追赶恐怕怎么也赶不上了。比如说制药企业，我们现在比印度已经落后很多，如果再不抓紧发展，高端市场也快失去了。所以我写这本书时有很强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和出差的空闲着手搜集一些材料，还采访了一些关键人物，想通过分析印度最受瞩目的巨头企业，引起国内企业力度更大的重视。
　　曾几何时，法国有着优良的高铁和公路网络，令美国年久失修的交通系统相形见绌，但在过去的30年间，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的却是美国。可见，只要一个国家的私有部门充满活力，就算是在糟糕透顶的道路上运行，也能创造出经济增长。印度私人企业的资本利用效率比中国高得多，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不可能几乎不受限制地获取资本供应。它们必须按照全球先进标准的要求办事，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虽然印度的经济改革比中国起步晚，因而尚处在发展周期的较早阶段，但印度也造就了不少世界级大型企业，其中包括塔塔、Infosys、南新和信诚等。
　　印度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为85%。这些私营企业非常注重全球化，不失时机地在海外进行投资，收购企业。与此对照，印度国有企业缺乏自主的生存意识，不像私企业主，会把企业看成自己的财产，去耐心、用心地经营，这跟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

　　问：今天的中国企业也热衷于“走出去”，印度人在海外收购方面的步伐相比更大，其背后的精神性因素和物质基础是什么?
　　潘松：今天的印度企业正在收购西方企业的股份，因为它们认为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已经比西方人高。2006年，印度人对英国的投资超过了英国人对印度的投资，一个民族长期被压抑的精神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规模庞大而且越来越大的经济、富有弹性的世俗和宽容模式、东西方文化的兼容并蓄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都是印度可利用的优势。
　　中国公司的国际化严重依赖国家的资金和支持，而印度活跃于国际收购市场的几乎清一色为私人公司。印度私企海外收购不存在中国国有企业遇到的政治障碍，同时印度私企的管理更成熟，视野更为国际化。一些规模较大的印度家族企业的发展规划已经超过了印度经济目前自身的可支持程度，这迫使许多企业主动拓展海外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印度企业的海外并购成功率要高于中国公司，从其收购偏好上可以找到原因。印度企业更愿意购买那些由于过分扩张导致资金短缺，而非产品、技术或客户出现问题的公司。当年TCL并购汤姆森，竞争对手就包括印度的电视制造商Videocon。不过Videocon后来认定汤姆森没有全盘收购的价值，技术专利大多数即将过时，而且债务缠身，于是只用2.92亿美元收购了汤姆森的显像管分部，TCL最后拿走了汤姆森，却没能得到这个最有盈利价值的部门。

　　问：与中国人相比，印度人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仿佛推进更快?
　　潘松：排名前十的印度最大的企业主，每人都有一个中国战略。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好像还没有这种对等的意识，南新集团作为率先开发中国市场和资源的印度公司，早在1990年就已进驻中国。现在广州是他们的生产基地，广州南新的主打产品悉复欢已成为同类市场的领导产品。南新还计划开发云南的医药市场，云南的中成药很有名气，印度人也比较容易接受植物药，所以云南的制药企业可以尝试与印度的植物药生产企业合作，开拓印度市场。
　　在整个欧美市场，几乎是印度软件一统天下，而临近的亚洲近邻日本，正成为印度软件下一步扩张的主要市场。印度第四大软件公司萨蒂扬(Satyam)副总裁曾表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和工厂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因为能更容易地为日本客户提供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开始沦为了印度的外包基地。
　　中国的大企业也一直在成长，但很多都是靠垄断起家的，我觉得最终的方向还是一定要走国际化。国际化是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就知道有没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问：在印度这么多年，你观察本地人自身的发展是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潘松：我被派驻印度工作了十几年，很有意思的是以前的一些朋友，后来居然成了《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人物，比如说以前见过的印度矿业集团韦丹塔资源公司Anil Agarwal先生，上了《福布斯》亚洲版2009年3月刊的封面。他就是靠在中国做生意起家的，从浙江义乌把中国货运到印度，积累起了原始资本。后来就在印度开港口，在港口旁边造电厂，电厂里的设备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我去的第一个印度城市叫钦奈，是印度第四大城市，它对印度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广州。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是1998年，整个机场都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直径长达2米的大电风扇，我很奇怪，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扇。现在再去已经有空调了，各种条件也好多了。印度的基础设施方面，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商机。我这本书上介绍了一位印度首富，光造一个豪宅就花了20亿美元，起重机就是中国生产的。印度全国在建的高速公路所用的机械工具都是中国公司提供的。所以说，有差异就有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