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松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我们向印度学什么》，作为一本经管类大众读物的标题，实在有“标题党”之嫌。很多人可能压根没想过“贫穷、神秘、陌生”的“阿三”能教会我们什么，尤其在经济方面。客观指标上，我们比印度早开放了13年，我们目前的GDP是印度的将近四倍，我们的贫困人口却只有印度的一半；论直观感受，在印式绿皮火车上的亲身体验，其简陋、脏乱、嘈杂直让我感到穿越回了中国的70年代；当地铁早已成为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方式，09年的德里却仍是印度唯一拥有地铁的城市（孟买在建，2012年开通）；德里与孟买的贫民窟占据了城市“半壁江山”，即使让咱最凄惨的“鼠族”去参观，大概也能哭着去笑着回……至于企业层面的比较，虽然对印度企业的强大和活跃略有所闻，但亲眼所见小企业的闲散和低效还是让我无法将印度私企和“创造该国85%财富”（前言）的“丰功伟绩”“对号入座”。
　　由此可以想象，读完这本书，我“大吃”的就不止是“‘一’惊”了。不久前刚读完黄亚生的Selling China，将中国的高额FDI流入作为体制扭曲的一种信号加以阐释，通过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the political pecking order of Chinese firms），赤裸裸地展现了“中国的经济起飞了，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起飞”的局面。正反对比之下，印度的这些私企巨头取得的成就，便更让人刮目相看。
　　等被震撼的热脑袋稍一冷却，还是发现了本书的一些不足。除了“标题党”风格不时让人感到《货币战争》式思维的“阴魂”；书的主体部分介绍了在软件业、医药业、金融业、制造业、重工业等各行各业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七家印度私企的发展历程，但大多是对其经营规模的概述，资产利润的罗列及其核心竞争力的歌功颂德式的总结。这些固然可以帮助读者快速直观地了解这些公司，但却更像是登陆这些公司的网站首页，点击一个叫做“about us”的标题所获得的结果；而作为一本书，这样的平铺直叙就显得有些寡淡，精彩不足。至少就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偏好来说，我想知道的不仅仅是这些公司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what），更包括他们如何得以成功（why）；不仅是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还在于他们是如何在克服重重障碍的过程中形成这些竞争力？
　　比如，考虑到信诚工业创始人德鲁拜的创业正值印度政府对各经济部门严格把控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在“许可证制度的重重限制”、在“股票交易市场在资金监管局严苛的监管下，很多公司都对上市敬而远之”的年代里“把批判者变成自己的‘粉丝’”（P109）而在孟买证交所取得了划时代的IPO成功，便更显现出传奇色彩；或者，再来看劳资关系的问题。书中的确提到了塔塔对员工福利的全面保障以及对员工价值的珍视，但这似乎不足以解释其如何做到裁员3.3万却未引发罢工（裁员毕竟意味着可能无法享受在职的所有优厚待遇）？相比之下，米塔尔钢铁收购中亚东欧钢企后的裁员却引发了当地工会的抗议，那么，米塔尔又是如何摆平工会，使其“严格的安全条例、充满活力的质量监控以及……供应商之间的物流沟通”真正发挥作用？而又是什么样的劳资纠纷，才能严重到信诚ADA的员工要谋杀总裁阿尼尔？……我们在书中读到的只是作为结果的、带着光环的一个个标志性事件，但如果其中惊心动魄的种种过程也能跃然纸上，相信不仅能使书变得更精彩，也会更方便中国企业从其经历中学习、借鉴。
　　读完了七个加长版的“about us”，本书的最后一章才真正让我眼前一亮。作者从创新精神、跨国并购与人才培养三个角度总结了印度私企的成功经验。相形之下，我国私企的“发育不良”便“惨不忍睹”了：就创新能力而言，我们的私企既缺乏“掌控创新进程和速度的系统性方法”，有没有“吸引并保留顶尖创意人才的能力以及鼓励创新合作的机制”（P218）。作者将印度私企的创新精神分解为国际竞争与综合理念等原因。以此对照中国，则“政治性主从次序”（再次借用黄亚生的术语）带来的对低效国企的偏爱与纵容以及对私营企业的歧视与限制直接导致了后者国际竞争力的缺乏；而印度企业围绕核心竞争力这条主线展开技术、管理、服务、市场综合创新的理念，更是比国内动辄将创新等同于东一枪西一枪地建造科技园区的心态成熟不少；我们一味地倡导提高科技竞争能力，却很少就与西方企业形成合作、分工进行思考、规划，而印度企业却早早地参与国际合作，“用较少的研发投入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利益”、“减少了自身承担的风险”（P220）；同样是鼓励企业创新，在中国还停留在口号层面时，印度却早已给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税收减免的激励：比如，“如果将企业营业收入的2%用于研发，就可以不再缴纳‘研究开发税’”（P221）……
　　一言以蔽之，与其说是“为中国企业全面引入印度企业的经验”，我认为更应该反思、学习的是中国的政府：学习印度放开对私企的束缚，成为私企国际竞争的后盾。从人才的角度来看，除了英语水平确有差距（比如中国银行的客服很可能连什么是bank draft都不知道，由此，姑且推断中印在掌握英语的高端人才方面尚有差距），中国企业家在勤劳、创新、敏锐、灵活等方面都不见得比印度同行差。市场经济本就是适者生存。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层层（政治）桎梏下摸爬滚打地壮大，又为什么不能相信，更友好的融资环境、更简便的行政程序、更有导向性的政策优惠照样可以帮助它们在更大的舞台上斩获一席之地？
　　如今，印度的主流媒体几乎“天天喊超越中国的口号”，用各种靠谱或不靠谱的预测试图说明印度的GDP增速何时超越中国，中国的人口红利何时终结，等等。如果就此复发“被害狂想症”，似乎有失中国“泱泱大国”的“体统”；但若就此摆出一副“G2老大帝国”的姿态而对现有制度不做任何反思，则越来越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领导下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之后果几乎也可想而知。当这样一本系统介绍印度私企巨头在国际化潮流中发展壮大之经验的著作呈于眼前（尽管不够深刻丰满，但却充满诚意），我们的政府，是否也可以此为契机，认真地向印度学习如何释放私企的活力——至少首先不去人为地施加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