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真正优秀的现实性文学作品，其力量一定是基于文字而终究超越文字的，用一种回归现实的拷问、一种至纯至真的情感与思想，震荡读者的灵魂。也惟有如此，它才能冲破年龄、身份和经验的屏障，冲破麻木和虚伪，产生全方位的共鸣。《中国在梁庄》从得奖、成书至今才短短三个月，已经引发国内文学、学术界内外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好评和争议，也许正是因为它质朴沉重的情感和思想力量深深震动了我们漂泊的灵魂，促我们自省。
　　《梁庄》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一部口述史。它将一个社会的变迁浓缩到一个小乡村，从梁庄，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作者以一个思想者的笔法，游走切换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下、记忆与现实、表象与意义之间，表达着归乡赤子对故土的挚爱之情与沉重的思考。自始至终，其作者梁鸿都在试图努力克制作为作家的恣肆的激情，用一个学者的冷静与理性，用一个独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角度客观记录和叙述乡亲们言语描述中的梁庄。然而，她又无法背叛被自己的情感和经验支配的眼睛和思想，她不得不在一种预设的逻辑建构中用文学的技巧梳理整合材料，导出更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结论。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在梁庄》既是一部主观化了的乡村社会变迁史，也是一部客观化的乡村心态史。它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存在于其中，当然也呈现着明显的文学特性即主观性，它兼具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有读者这样评论本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比余华的《活着》更真实；作为一部田野调查，它比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更文学。”此话虽未必准确，却至少抓住了《梁庄》的文体与内容特点。2010年“人民文学奖”颁予《梁庄》时，弃用“纪实文学”而采纳“非虚构作品”的表述，大概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中国在梁庄》必然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这并不值得惊诧，因为它能真正打动我们，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并终于觉悟是时候回转身来去寻根了。现代社会里，我们都太自恋太偏爱自我为中心。我们一直顽固地从“我”的眼睛看世界，用“自我”的偏执浓墨重彩地描画外在的“他者”，把“我觉得”变成“他们就是”。正如史学界流传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建构”的观点一样，我们似乎已经很习惯于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去建构一个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它也许并非真实的，而只是我们主观过滤甚至创造出的一种东西，更趋近于一种观念。近几十年来，国内的学术研究取向已经转向See from blow（从下向上看），更多关注底层，关注历史和社会中真正的主角——人民。但是，我们果然尊重过这些真正的主角吗？真正从他们的视角了解过他们在历史和社会中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思想与精神状态吗？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外在的世界的呢？我们似乎总是在把我们所认为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让自己也让他们相信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我们强占了话语权，然后再以慈善的姿态去做一个代言人，却想不到也不愿想到这发声的权利本就该是那些主角们的。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对自然，对我们脚下这片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丢掉了起码的礼敬与谦卑。它和他们，本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生命之根。
　　中国的乡村病了，我们的父母病了，他们需要良医的救治。现在却有太多自封的庸医和伪大夫，用几本医书上胡乱看来的理论建构一个理念，不痛不痒地开成药方治病，却没弄明白自己本是病人的子女，就该老老实实看护着患病的双亲，细细勘验出病状，并以此为据去奔走呼求良医。当病人的病状都还不清楚的时候，就乱开药方，甚至假作医生去开药方，轻了不过是隔靴搔痒，重了就要医死人，会让这个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倒退。梁鸿只是做了一个为父母之病而椎心的儿女应做的事情，只是仔仔细细地查验清楚了亲人的病状，讲述出来，以便让真正的良医据此下诊断书，开药方。这恰恰是《中国在梁庄》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
　　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在《中国在梁庄》的文本背后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理念作为支撑”？梁鸿这样应答：“我努力呈现的是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了的微观叙事：关于个人，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发现’与‘展示’本身就是意义。我们的问题是，大家不去‘发现’。如果大家看了《中国在梁庄》之后，有所痛，有所思，心里有了那一片广阔而复杂的土地，有对那土地上的生命和那土地上文化式微产生某种温柔的痛感，我想，它的目的和意义就实现了。因为，心灵多了这样一个空间，就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有不一样的想法，最起码，它多了一个思考的维度。”是啊，是特定的生活催生出特定的理念，不要用特定的理念去制造生活！梁庄已经很孱弱，它禁不起美款欧造中国组装的理念枷锁轻轻一压。
　　我们应该感谢《中国梁庄》，它像一根银针，把我们从精神的麻木中刺醒，让我们这些自私、狂妄、自以为是、终日在文字游戏中自得其乐自我陶醉的人开始觉悟。我们会在羞愧的警醒中学会用思想的谦卑亲吻大地。